颜歌：写作最终为了抵抗孤独 想写能放坟头的书

　　主持人语

　　颜歌少年写作成名，一路写来文风变化多端，“每写一部作品都是以颠覆引爆上一部作品甚至以抛弃一批读者为代价而重新向更高的目标冲击”。早期作品空灵飘逸唯美，后期偏向现实和虚构交织，近期用四川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们家》，用日常又喜感的笔触描写川西小镇的家族故事，获华语文学传媒奖新人奖，授奖辞称她“突入现实、考证人心的能力，正把她的写作带入崭新阶段。”

　　采访手记

　　和颜歌约好下午见面，上午接到她电话，说要去医院针灸治眼睛，可能晚到，而且有个朋友陪着来，不会影响你采访吧？语气里尽是抱歉。事虽小，却让我感到被尊重的愉悦。

　　采访约了很久，等真正定下来，我发现颜歌比我还要重视，也才发现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她说，有一次应邀去一个文学节做讲座，完了后有个人给她发短信说没想到你这么能聊，她回复，哥，这是讲座啊，难道坐在上面不说话吗？肯定要尽可能做好吧。后来有人提醒她，你还是不要用那么大的劲，这样太对人家全拋一片心了。颜歌觉得有理，以后在一些公开的文学场合，颜歌觉得自己还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是有所收敛的。这次采访，不知她对我是否有所收敛，事实是后来整理采访录音，我会时不时地心疼，然后，面对无论情感浓度还是语言浓度都化不开的整理稿一筹莫展，最后还是决定原文呈现，因为这些语言是那么精彩，才华、风格、诚意尽在其中，我希望读者能分享。

　　认识颜歌好几年了，见面不多，但每次都会刷新印象。没见面前就知道她很有名了，那时她喜欢戴美瞳、眼睛奇大，个子高挑，身材极好，走的完全是美女作家偶像派路线，而她的确拥有很多粉丝。后来接触她的作品，基本超越了我的阅读经验，尤其早期那些历史、奇幻类小说，让我慨叹她哪来那些意象非凡的想象力。当她嗲嗲地叫着这个姐姐那个哥哥，那种周到和可心，就一天真烂漫的成都妹儿。且慢，她又是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即将毕业。我见过她几次在公众场合讲话，口才不是好，是太好，滔滔不绝又言之有物。朋友说，颜歌即使不写小说，也会是个很好的学者。

　　有人说，颜歌是外表和内在看起来反差非常大的人，看起来天真，实际成熟；看起来开朗阳光，实际苦大仇深；看起来大大咧咧，实际上敏感细腻——很多反差都在她身上呈现，你甚至觉得她是在扮演一个叫颜歌的人，让人迷惑哪个是真正的她？

　　有人与生俱来就具有丰富性的特质，颜歌便是如此。她不止一次地自嘲书呆子气十足的写作方法，也为自己无节制的写作弄坏了眼睛，不能戴隐形眼镜从而不那么美而深深烦恼；她也会突然停不下来地大谈死亡，说着说着突然意识到什么，停下来，“我这样子好严肃哦！”然后“噗”的一声笑出来。

　　采访后几天参加了老书虫文学节上颜歌和洁尘、向荣一起做的一个关于文学的讲座，颜歌在台上拿着一杯红酒，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然后再自己翻译成中文，自然而然，和洁尘、向荣的互动也非常诚恳轻松，我再次发现，无论颜歌还是颜歌之于写作，都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严肃。想起她在采访中说：“有时我觉得很土，过分的真诚在现代社会会是一种唐突……我经常感到我这种‘赤果果’(赤裸裸的戏谑说法)的真诚对人家是种冒犯，所以有时我会有点不安。”这样子“赤果果”的颜歌，土得那么令人喜欢。

　　对话

　　对我来说，最营养的是家乡，成都

　　写作是搞科研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每部作品之间差异很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你写作上是个什么样的企图？

　　颜歌(以下简称颜)：我写法很自我，出版社就讨厌我，因为读者群刚积累起来，啪，重转一个。其实我不是要差异性，并没想反叛，只希望能从更多的方面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现在陷入强迫症状态，给自己设置障碍，要去挑战自己。

　　我出书时只有十几岁，严格讲那时很多东西只能叫习作，不能被出版的，但它出来了，我咋个继续进步？对自己要有要求。我常说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评论家，戴月行是颜歌最好的评论家。我希望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或几个评论家，大家共同成长，但我找不到这样的搭档，我就成了自己的搭档。

　　记：这是你的工作方法，评论家戴月行来评价作家颜歌。

　　颜：对，我每写一个东西都尝试解决写作的一个问题。2008年写《五月女王》，尝试处理感情问题，大家比较认可，自己也比较认可。因为老写古代传说，不知道如何处理离自己近的东西，所有编辑，还有韩寒都说，写点校园嘛，花季雨季那种。

　　记：你曾被贴上青春文学标签。

　　颜：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写，通通扔到一个箩筐头。《五月女王》的明确目标是要开始写离我很近的东西，那是对妈妈的一个投影。咋个去处理过多的感情，这是个功课。之后《声音乐团》也是功课，我希望把小说结构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等做个全面尝试。实际上我一直觉得这小说对我个人有意义，对读者没多大意义。

　　接着写《我们家》，我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非常知识分子化，我要写个故事，从客观上避免自己走知识分子路线，我就决定写一个流氓，一个老板，很土，没受过啥教育，经常骂脏话。之所以要写他，并不是我对这故事了解，我就想做一道题，这道题就是我要写一个流氓。我根据这个目的设计了这个素材。我是个书呆子，写东西的方法是搞科研。

　　记：这会给写作带来限制吗？

　　颜：肯定有，比如我不会成为卡维诺那样的作家，可以讲更多的题材，各种各样的尝试。如果我是一棵树，我随时都在修剪，在控制自己，最后走到比较窄的地方。

　　记：你说过写作一定要有趣，你理解的有趣是什么？

　　颜：我会投入我的情节，但触动我的点永远不是故事，而是一些更抽象的东西，这是我的有趣；没有困难制造困难，这样的状态是有趣。写东西一旦很顺，我马上要停，晓得要出拐。必须写得磕磕绊绊，痛苦到让我觉得写啥子嘛，干脆当厨子算了，干脆去结婚嘛，写不下去了，这时就是对的。我有个自我监督机制。

　　写《我们家》，去知识分子化

　　记：怎么开始写城乡结合部的？

　　颜：2005年写系列短篇，写到成都、郫县，发现写对话很怪，一直用普通话，到了四川话场景，还用普通话，突然觉得咋那么别扭？是不是应该试着把对话稍微四川化一点？一步一步，我发现了城乡结合部的有趣，放到一个具体地方就只能是郫县，我最熟悉的地方，然后一下子觉得我对了。之前我这一代不会这样做，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洋气的青少年，但当我开始写平乐镇，我变成了一个更快乐的作家，没有伪装，这东西更贴近我本身，我的记忆。

　　记：更多细节出现了。

　　颜：对，我确实很在乎细节，从来不在乎人物关系，我在情节上很弱。有朋友写连载，每章有个小高潮，我完全没得，不晓得咋搞。一部作品触发我的肯定不是情节，是细节或情怀、氛围。我曾经和一个作家聊，他为了男女主人公在一起还是分手寝食难安。我震惊了，我从没想过这事，我会想两人见面咋说呢，哪个先说第一句话，喝啥茶呢，房间里摆啥东西，我会为这些寝食难安。

　　记：那你完全写不了电视剧。

　　颜：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非常在乎细节，对话、人物动作我会想很久，当你很在乎这些，你就要把这些落到实处，必须给它们更实在更肥沃的土地。对我来说，营养更多的是我家乡，成都。

　　记：《我们家》基本用川话完成，和以前相比是不是感觉更深切？

　　颜：《我们家》教了我两件东西，一是它很粗鲁。我不是粗鲁的人，要装粗鲁，很难。第一章我放了半年，找不到那个语气，那个调。那时在美国，一天到晚拿个小本本绞尽脑汁想小时候听过的怪话。这实际上帮助了我，一个作家要有这种粗线条，要有劲儿，我一下觉得我变得更强壮，很健康。第二件事就是好笑，我一直不是个好笑的人，写东西一直都苦大仇深，幽怨，这小说把我救了。很特别的经验。

　　记：阿来说方言是承载思想的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我们家》轻易地把这种表达的限制突破了。

　　颜：我不能说我对四川话有责任，这有点大，但我对我表达的这一方水土的人的生存状态是有责任感的。我们这一代受西方文学理论、作品、作家影响太深，像我之前在美国念书，三年都没看一本中文的书，每天都生活在一个虚幻空间里。

　　我写《我们家》哭了很多次，就因为语言。我讲英文的时间很多，我是个有痛感的人，陌生的语言让痛变淡了。回到四川话能牵扯到心头的痛感。有人觉得我用一种被边缘化的方言写作，好像高大上，其实根本不是，我做这个完全是为自己。我生活在这个世界，感受到这些东西，想真诚地表达出来，表达得更丰满，四川话是我选择的一个重要方法。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记：写作和你是啥样的关系？

　　颜：我常说一句很土的话。我经常被问到，你为啥会写作？这是个很苕的问题。小时候我这样回答，现在还是这样觉得：我写作是为了最后能写一本能放在我坟头的书。

　　我不能评价自己的作品，我能做的就是真诚。我从10多岁开始写，每个阶段表达的就是这个阶段的东西，这也是修行嘛。我觉得写作归根结底是对抗孤独，写作是对死亡的一个练习。从某种程度上这事对我是有宗教意义的。

　　记：接触到你和你作品的人都说你有和年龄不符的成熟甚至沉重。

　　颜：也许和经历有关，我们家在两三年内走了四个很亲的人。我小时候写东西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动不动就写哪个死了，妈妈看了还说不要写这些，一点都不吉利。但一个少年作家是不晓得轻重的，有时轻率地加一些东西都是因为审美需要，而且不是严肃的审美需要。从那以后我会更认真地去写作。最打动我的永远是俄罗斯作家，我写完一个长篇就会有产后忧郁现象，这时我就看《安娜·卡列琳娜》，看了就觉得特别润，特别被治疗。

　　记：那你作为作家自觉意识产生是在《五月女王》吗？

　　颜：之前还有本《良辰》，唯一我不会再版的作品。那是我在妈妈生病住院到去世一年里写的，从那时开始我认真想说我是个作家，而不是写作爱好者。《五月女王》写了23天，那年春节我没回家，跑到一个宾馆，85块钱一天，租了一个月，每天只和打扫卫生的人说话。

　　记：为什么这么快就写完了？

　　颜：我想写它，很多年了，写了很多小故事，准备很充分，但一直找不到契机。它跟我联系太深，一团线，一扯就筋痛，不敢扯。但到了那时你必须写出来，不然就堵起。我没法在郫县写，每天面对的都是狭窄的空间，我跟爸说对不起我要走了。所以我两个关于郫县的长篇都是在八竿子都打不到的地方写的。离得远才下得了手，或者是一种乡愁。

　　记：从《五月女王》开始处理现实题材，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成长？

　　颜：我觉得是。16岁开始写，那时觉得郫县啥子烂地方，周围人好烦哦，一定要离开这里。写的东西跟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不晓得咋个面对现实。写《五月女王》，在某个点，突然发现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就那样感觉回来了。我开始写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虽说你很清楚小镇上家长里短、人与人之间的牙尖十八怪，但你还是对它充满了爱。突然间“啪”一下全部都改变了，可能就是长大了，可能你看了所谓外面的世界，还是这个地方跟你更熨帖。

　　能用中文做的事情太多了

　　记：你好像特别反感80后写作这个说法。

　　颜：最开始每次说到80后就是青春少年作家，很烦。我们这一代作家最开始写作是写给大人看的，因为希望得到长辈认同。在某个时候我觉得，同龄人需要看同龄人写的东西，需要这个时代的表达。如果我的写作能得到权威的长辈前辈认同，我非常开心，但绝对不会再像小时候，就想得到他们的表扬，不过如果得到同龄人的共鸣，会更贴心。

　　记：你接受的是怎样的文学传统？

　　颜：我们家都是中文系的，我读大学前基本没读过外国文学。我爷爷拿本《古文观止》，拍着桌子说戴月行这书背不完，你不要想当作家，不配。我名字，奶奶起的，意思说是个笔名，二天这娃娃要当作家。我一点都没叛逆，非常顺从地接受了。

　　我们家是个文学沙龙，逢年过节大家坐在一起讲文学，爸爸讲苏轼，讲到讲到就哭。我上了川大，西方文学这一块我啥都不晓得。我以前生活在非常中国的环境里，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背书，没哪个估倒我背，我就喜欢苏轼的散文、宋词，把《红楼梦》《西游记》里所有诗词全捡出来背完。上大学后我如饥似渴地补西方文学的课。现在一半一半。

　　记：会用英文写作吗？

　　颜：不会，我能用中文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如果要用英文写，会付出很多的精力，我没这个时间。英文对我来说就是个娱乐。

　　记：现阶段写作状态怎么样？

　　颜：相对稳定，我有小课题。最近在写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写平乐镇，写完后看能不能做下一个长篇，我的雄心壮志，要写平乐的四条街。这次写女的，语言不会像《我们家》那么有冲击力。四川话那么有灵性，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本期嘉宾

　　颜歌，本名戴月行，成都郫县人，生于1984年12月。现边写作边攻读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主要作品《关河》《良辰》《桃乐镇的春天》《五月女王》等。小说《段逸兴的一家》(即《我们家》)荣获第11届华语传媒文学奖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