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碑刻多遭后人毁坏 全国仅存两座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而古代刻书于石之风盛行，让各种摩崖、碑刻，成为书法除传世墨迹之外的又一重要载体。

　　中国历代名碑名刻迭出，不但为书家所孜孜追求，对一般人来说，也是瞻仰先贤遗踪、追慕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不少名胜以碑、刻闻名，如西安碑林、山东泰山。而在学界，曾有“天南金石贫”之说，反映出历史上南粤大地缺少名碑名刻的尴尬。不过不久前，广州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陈鸿钧、金石学者伍庆禄等数位专家学者公布了一批“广东名碑”，让众多之前鲜有著录的珍贵碑刻，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每块石碑的发现都有一个故事

　　广东名碑散布在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华南大地上(含海南)，要网罗它们往往要付出许多心血。《广东名碑集》的编撰者之一伍庆禄讲述了记录这些名碑的艰辛过程。

　　《鼎湖山在犙禅师塔铭并序》碑位于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里，“山高林密，空气潮湿，蚊虫滋生，在山里找了两天才找到。拓碑十分艰苦，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啃面包，还要时常防止蚊虫叮咬。因为空气潮湿，上纸不容易干，拓一张要等上一天；因为碑高达2.4米，只能找来几块参差不齐的石头垫脚，战战巍巍地进行操作。陈恭尹此碑的风格，和其传世墨迹跌宕潇洒、不拘一格的风格大异，十分端庄严谨。奇怪的是，1996年出版的《肇庆文物志》却不收录该碑。”而在阳山县贤令山拓摩崖《皇宋圣传颂》，“崖高10米，三把竹梯扎成一把，人在上面颤悠悠，名副其实的如临深渊”。

　　李文田篆书《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碑》、吴大澂篆书《郑君六艺论》均为广雅碑。伍庆禄介绍，1989年，他在广雅中学冠冕楼前看到四座佳碑(另外两座分别是汪鸣鸾篆书《程子四箴》和张之洞篆书《许君说文解字序》)暴露在烈日下，碑面抹了一层厚厚的水泥。他试着找一根小铁钉划了划，水泥块很容易就掉下来。联系了校长，愿意义务清理，但学校始终不同意。过两年再去看，发现碑面已经打磨，尽管已经能够看清楚文字，但嵌着水泥的文字已经有所变形。

　　《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在海南琼山府城五公祠内，为宋徽宗赵佶书，碑额已失，驮碑的巨型贔屭仍存。现存碑身高2.34米，宽1.21米，书于宣和元年。该碑瘦金体书法挺拔，舒展遒丽，运笔灵动。周刻回文，中暗刻青龙十八条，十分精美。伍庆禄指出，宋徽宗笃信道教，该碑于汴京刻成后，拓片分发全国各地翻刻竖立。宋徽宗是亡国之君，其碑刻多被后人毁坏，据了解，目前该碑全国仅存两座，另一座在福建莆田。

　　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宣和元年御诏碑，立于府城北郊“天庆观”内“万寿宫”，元代“天庆观”改称“玄妙观”，明永乐年间重修后，更名“三清观”。1983年迁入现址，“巍然丰碑，屹立千年，《粤东金石略》未收，翁方纲曾到海南视学，还收集了海南的许多碑刻拓片，独独不见于此，亦一大怪事也”。

　　岭南最早的唐碑存于肇庆七星岩

　　陈鸿钧指出，广东已知碑刻之最古者，为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原置于韶关乐昌县周君庙中的《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内容记载桂阳太守周憬疏浚河道的事迹。自宋以来金石书籍多有著录。这块碑佚失已久，仅存几十个字的残拓片一张，为隶书，且与同期名碑相比，仍保留了较多的古隶风貌。

　　广东自清代起曾出土过几方隋碑，号称“四大隋碑”。但有人指出《王夫人碑》是后人伪造，故而又称“三大”。陈鸿钧指出，隋代碑文不仅可以弥补史书之缺，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隋大业五年(609年)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碑文为楷书，面貌清晰，篇幅绵长，历来为人称道，康有为曾推举此碑为学子购碑的参考，罗振玉的《雪堂碑跋》对此碑亦加赞许。该碑字体修长，浑厚端庄，开唐碑之先河。“隋代承前启后，虽然书风未成熟就被唐代取代，但开流拓源，功不可没。广东地处边隅，能有此杰作，也可见书法艺术已经普及各地。”

　　位于肇庆七星岩石室洞口，款署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刻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岭南最早的唐碑。字正楷，结体方正，笔势圆浑，笔意醇厚而又风神洒脱。李邕遗迹以行楷居多，只有这块碑是正楷，十分珍贵。唐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撰文、陈谏所书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唐碑，为粤中名刻。陈谏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清代金石名家翁方纲盛赞此碑“尚有晋人意”。

　　本世纪初于广州东郊小谷围岛南汉高祖刘康陵出土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为广州唐五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大有唐楷遗风。

　　草书入碑向来少见。广州五仙观内有宋刻《古仙诗碑》一方，书者为古成之，广东河源人，曾任四川绵竹县令，相传得道后仙去。广东草书向来不为人称道，但这块狂草诗碑，却有着开张跌宕、意态横出的气象。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岭南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书坛也逐渐兴盛起来，石刻亦然。陈献章为明中期理学大家，今存恩平的《恩平县儒学记》，新会的《敢勇祠记》、《慈元庙碑》，肇庆的《城隍庙记》四方碑刻，都是他优秀的书法作品。

　　清代广东碑学全国闻名

　　陈鸿钧认为，清代碑学中兴，书法艺术蓬勃发展，成绩空前，广东实为其中重镇，足可与江浙抗衡，半分天下。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的陈恭尹，虽世人多知其诗，但其书法造诣也很高，尤擅隶书，被视为清初广东隶书第一高手。存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后山的《鼎湖山在犙禅师塔铭并序》碑为陈恭尹晚年力作。七星岩石室洞内璇玑台壁内另有一处粤中大书画家、诗人黎简所题书诗刻，黎简擅长诗书画，号称“三绝”。

　　清代中期入粤的几位学者名家翁方纲、伊秉绶、阮元、赵慎畛等既是官员，又是学者，留下了一批书法精品。如伊秉绶在广州白云山郑仙岩题书的《叶廷勋墓表》、阮元在广州药洲九曜园的行书《和翁方纲诗》一石、赵慎畛在九曜园的隶书《覃溪赞》刻石等，都是精品。

　　清代书坛出现了一股崇尚北碑的风气，该风在广东的早期倡导者便是曾任礼部尚书的顺德“探花郎”李文田。他为广雅书院所立之篆书《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卓然大家风范。

　　民国时期广东的书法名家也很多。胡汉民的《梁国一先生墓联》、《邓荫南先生墓表》，林直勉的《五烈士墓碑记》、《抗逆卫士题名碑记》，吴道镕的《屈翁山先生墓碑》，张锡麟的《重修陈独漉先生墓碑》等，均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