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如美棠》走红：以私人记忆书写大时代

　　原标题：以私人记忆书写大时代 　

　　2013年，一部私叙事的《平如美棠》打动了很多读者。93岁高龄的饶平如为怀念亡妻，5年里，画尽了他与美棠从初识、结婚到生死殊途的60年。300多张画作，18本画册，构建和存留下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也记录下了中国人最美、最纯粹的精神世界。对于这部讲述“我俩的故事”的私人化作品如何获得了“中国最美的图书”，被评为年度好书，饶平如有些想不明白：“我年纪这么大了，怎么会突然这么火？我画的写的，都是平凡的小事，天经地义的事情。”

　　打动读者的作品，也许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平凡人生命中的琐碎之事。去年，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也是一部私人化作品。作家史铁生去世后，“写给你”成为陈希米寄托哀思的方式，陈希米以独特的方式书写发自内心的私语，字里行间的缱绻深情，感人至深。另一部《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同类图书，周国忠的弟弟周家忠是一个普通工人，40岁时患上了癌症，在生命倒计时的日子里，周家忠能够面对死亡，视死如生，除了他的学习和修炼之外，还在于得到亲情的呵护。周家忠一家谱写了一曲亲情的颂歌。此外，阎钢的《美丽的夭亡》表达了对年仅38岁就离开人世的女儿阎荷的思念；周大新的《安魂》，为英年早逝的儿子安魂，为自己伤痛不安的灵魂安魂，这些作品，都以非虚构的写法展示了私人生活的点滴亲情，却获得了高于“私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以个人性的生活经验看待宏大历史

　　简单的人，简单的事，唤起读者共鸣的还有很多：《爸爸的木朵》、《小艾，爸爸特别特别想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等。《我的兄弟王小波》由王小波的胞兄王小平撰写，以零距离的胞兄视野，向我们披露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少年史，带给读者的不仅是关于王小波的往事记忆，而且是关于他们成长年代的一次认真的清理与真实无欺的交代，特别是关于上世纪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社会百态的种种细节的描述，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书中都有令人惊喜的存真保留，这种出之真实经历的记述，无意中成就了一部民间版的当代中国史。

　　私人化写作其实一直存在于文学史中，如果开阔其概念，那么日记体小说也应归纳其中。当下出版物中日记体作品有两类，一是历史真实的再现，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日记体小说。前者强调真实性，后者思想性、艺术性较高，其中名人日记或特殊人物的日记更受欢迎。近些年名人日记的出版也高潮迭起，如《胡适的日记》、《吴宓日记》、《谭其骧日记》、《茅盾日记》等，日记可以更直接地表现作者的生活和内心，比其它文体更有真实性，能没有障碍地进入读者心里，使读者有种亲近感。而学人日记在日记中是独具学术文化特色的一类，主要内容在学术方面，以读书、学者交游、学术活动为主，是研究学术史、思想史的第一手资料。

　　真正引发学界探讨的私人化写作始自20世纪90年代。“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成为解构过去的新口号；“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受到了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得到大力提倡。而这种声音的发出者，恰恰是当年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文学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代替了群体化和公共化的写作。评论家王纪人认为，“个人化”不应该从贬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只要作家不忘自己是时代的一员，那么这种写作姿态和方式倒是更合乎文学的特性。因为它要求作家不在潮流的汹涌中随波逐流，也不以弄潮儿自居，而是保持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对人生有独特的体悟和发现，同时也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它追求的是与众不同、难以替代的个人文本，而非求大同存小异的集体文本。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初露端倪，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等人的写作，但与当时文以载道式的政治化写作相比，当然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轰动效应。当90年代文学与政治疏离之后，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和方式才成为普遍的现象，并在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文学价值也渐渐地凸现出来。

　　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文坛上形成群体化现象，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人的创作为代表，也称为“个人化写作”。有学者指出，私人化写作是文学创作的趋势，但也有不少人持质疑态度。个人化写作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庸俗的创作倾向，相反，它在强调叙事回归自我生命内在状态、发掘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60后”与“70后”作家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个人化写作这面大旗下面。他们以个人性的生活经验看待宏大历史，通过个人性的记忆书写时代的声音。

　　文学个性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

　　个人属于社会，文学也属于社会。真正的文学个性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人写作，而是作家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独特发现。那么，私人化写作如何才能与融入时代，成为有价值的作品？“如果你愿意在作品中发出只属于你自己的声音色彩，你就必须真诚地以自己的全部投身于现实生活，你就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生活真正融入整个的时代与社会中去。”曾凡认为，写作个人化不等于私人化。而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更愿意把私人化写作归为“私叙事”。他的论述使这一概念更为宽泛：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于当年的人、事和各种事物的生动描述，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鲜明烙印。温立三《怀念父亲》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天底下最寻常的却又是如此可亲可敬的父亲。籍满田的《晴雨路干湿》讲述了一个迷途知返浪子回头的故事。周涛口述的《追赶自己的鞋子》保留了众多关于特定年代的特殊有趣的记忆，杨晓升、马克燕的《2011，美丽的遗憾——回眸女儿的求学历程》关于女儿当年求学过程的回述也都可以归为“私叙事”。

　　但是，对于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也提出应引起警惕。以2013年报告文学作品为例，何建明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多，比如王宏甲和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力和表现力，同时文本的探索及报告文学外延更为宽泛，无论是“非虚构”还是“纪实文学”的概念，都属于大的报告文学范畴。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所谓“非虚构”作品，写得精彩，其实有虚构的成分，是小说化的“非虚构”，这是报告文学应该严格排斥的。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本质，这一点应引起警惕。宋 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