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陆键东解读陈寅恪：以全部生命投入著述

　　主讲人：陆键东(著名作家、《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作者)

　　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义宁(现称修水)人，1890出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在广州病逝。他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学家、人文学者。

　　总览陈寅恪先生60岁以前的人生，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他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抗战八年间，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达到他60岁以前的顶峰。在这时期，他为中国学术界、国际汉学界贡献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一部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另一部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著作一出，就铸实了陈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晚年的陈寅恪来到广州，执教于岭南大学(后与中山大学合并)，这个校园，不但可以安身、至少可以结束一段流离失所的人生。他晚年生命中有三个“贵人”——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时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庠，以及后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的陶铸，都先后在政治待遇、生活与工作等方面，给予了陈寅恪重要的保护与帮助。岭南大学，奠定了晚年陈寅恪的归宿与基调。

　　晚年陈先生的生活，只有两点：一是著述与写作；二是上课授业，指导学生作论文。

　　陈先生著书，因为眼睛盲了，不能做到心到、手到。要从盲人的角度去理解陈先生，这是以前很多人论述陈先生时从来没有注意的。他晚年最大的痛苦，除了病痛之外、就是著述与写作的痛苦。他是以全部的生命投入著述，晚年他的神经衰弱、失眠已经日趋严重。他曾对助手黄萱这样说过：很多人以为我养尊处优，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我的大脑都在运转，思考问题。

　　我们一个正常人，如果在写东西，只要一有灵感，马上就可以记下来；可是对于一个盲人来讲，根本做不到这点。他在心里想到一些点子，不能马上写下来，而且写不了。现存有陈寅恪先生50年代的一些手迹，字迹很难辨认，因为他看不见，有很多字都是重叠的。陈先生要写作，他必须先从心里想好，这个文章怎样布局、主题怎样写，想好步骤之后，他必须要口述。他想好一个文章、想好一个题目，必须要长时间打腹稿，要牢牢记住其中的要点，然后等到第二天助手来的时候，把自己想好的东西重新口述一遍。可是大家写过文章都知道，有时候最精彩的句子、思想，不是能够靠记忆就可保存下来的，就是一瞬间，好句子、好思想，一闪而过，抓住了就定型了；若错过了，即使是同一个意思，不同心境下描述同一个事件，你的句子、语气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失明的陈先生，就在这个环节上，耗费了晚年大部分的时间和生命。

　　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背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来看，陈寅恪晚年著书与传道授业这两件事，其实内涵非常丰富，是有着三千年文脉血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时穷乃见节义”与“穷愁著书”的光荣传统的再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我认为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是重新阐释了“穷愁著书”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意义，也是他当时所处时代的一个很超前的观念。

　　在二十世纪，中国有数代知识分子，相当多的人，都在时代的变换中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尤其1949年之后无数知识分子，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甚至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意抛弃自己的身份。表面上1949年之后，极“左”思潮牢牢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欣然接受极“左”思潮，相当多的人由衷承认自己必须脱胎换骨。知识分子抛弃自己的身份，正是时代巨变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先生卓尔不凡的意义，就在于他无时无刻都确定自己的身份。他就是中国文化的“续命之人”。最直接的表现手段就是“穷愁著书”，所有纷纭的社会现象，在他眼中不过是过眼云烟。他既然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穷愁著书”就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又让他的著述很有批判性、具有现实感，同时又富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和深情。

　　故此，陈先生晚年的几部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包括50年代的一批论文，非常有感染力，这样的文字是可以打动任何时代的读者，因为他渗入了史家的感情色彩。这种妙处，我认为几乎等同于《史记》里的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每一个篇章里面都有一个“太史公曰”，评论古今，旧义新说，全到心头。这开创了一缕文化之命脉，陈寅恪继承的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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