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司马光曾被追贬海南（图）

位于山西运城的司马光祠。

　　“追贬”在古代作为一种处罚手段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加大处罚的意思。一些官员已经被流贬，但是在尚未到达贬所时，朝廷认为处罚过轻，将其贬往更加偏远的地方。如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司马，在赴贬所路上又被追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永州在当时是比邵州更加偏远的地方。其二是针对死去的人而言，将其生前所任官职进行名义上的贬谪。这种追贬作为一种名誉性惩罚，虽然对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但是对于死者的后代影响很大，对其他在任官员也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宋朝时，曾经有三位宰辅被追贬到海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司马光。

　　新旧党争：

　　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历史上习惯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宋朝，“积贫”是指财政的困难前所未有；“积弱”是指国力的虚弱甚于前朝。不少政治家主张通过变法维新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改革往往会触及不少既得利益者，这就使得改革派和守旧派经常严重对立，进而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党和旧党。新旧党交替执政，通过政治权力打压、报复对手，从而形成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宋朝的内外交困，使得仁宗“锐意太平”，在庆历三年(1043)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相关举措遭到不少王公大臣的反对，在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等人先后被排挤外放，历时一年四月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庆历新政”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之后长期担任地方官，亲身经历了“庆历新政”，对范仲淹也是充满了景仰之情。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冲破种种阻挠，力排众议，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为支持改革，神宗先后罢退一批包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在内守旧派的重量级官员。熙宁三年(1070)更是拜王安石为相，使得变法进入了高潮。由于守旧派的猛烈进攻。王安石被迫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相，改知江宁府。

　　次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但变法派阵营因为利益导致的分裂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同时，神宗经过近十年世事的磨砺也日趋成熟，对变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熙宁九年(1076)六月，因遭遇爱子王雱病逝的打击，王安石坚决求退，出判江宁府。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王安石结束了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此后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王安石离开后，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自元丰元年(1078)始，他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但是变法始终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不到10岁的哲宗继位，改元元祐。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任命司马光主持朝政工作，司马光用当年王安石一样执拗的态度将新法一尽废除。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元祐更化”。守旧派以及变法的坚决反对派掌握了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新党进行彻底的清洗。

　　元丰八年(1085年)，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开始亲政，大力任用变法派(即熙、丰党人)，绍述神宗时期推行的新法，并于次年改元绍圣，这被称为“哲宗绍述”。新党中坚力量相继还朝，重新得势。针对元祐年间旧党的清算，新党利用权力展开了疯狂的倾轧和报复，几年间，旧党被悉数排斥外放。元符三年(1100)初，哲宗病逝，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改元建中靖国。曾布担任宰相，主张调和新旧党之争，是为“建中调和”。但是曾布的新党背景使得他不但不能获得元祐党人的信任，反而遭受猛烈的抨击，这使得 “调和”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年，宋徽宗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政局又倾向于新党。蔡京担任宰相后，更是掀起了大规模的党禁。在擅权后，他大力打击政敌，旧党是打击的重点，新党也难逃其网，因此无论旧党还是新党，均有不少人被贬岭、海。

　　总体而言，新旧党争贯穿了整个北宋时代，成为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相互攻讦，最终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而南宋的战和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一时期党争的影响。

　　司马光：

　　英魂曾经照崖州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出生于河南光州(今光山县)。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宋神宗即位后召为翰林学士，任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第二年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花费15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被召入京主持国事，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排斥新党，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为相八个月病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他比王安石大两岁，并且早四年考中进士。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底，两人第一次在皇帝面前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宋史·司马光传》)

　　宋神宗虽然认为司马光不无道理，但是最终站在王安石一边，这样王安石就开始推行新法。对于王安石的举措，司马光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如是者三，王安石写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作答，两人从此绝交。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尽废新法。王安石闻讯闷闷不乐，不久就忧郁而死，而司马光的病越来越重，也终于在这一年的九月离开人世。

　　绍圣元年(1094)，新党执掌朝政后，便向旧党发难。御史周秩认为司马光诬谤先帝神宗，尽废其法，而章惇、蔡卞等人更是层层加码，向哲宗建议对司马光、吕公著等掘坟斫棺鞭尸。哲宗虽然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却下诏追夺其赠谥，并且放倒了朝廷为之所立的墓碑。但是章惇等人仍然不肯罢休，最终在绍圣四年(1097)将司马光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徽宗立朝后，复封为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后，将其降为正议大夫，并撰《奸党碑》，命令全国都刻碑传布。长安一个叫做安民的石工被指令镌刻石碑，他推辞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知道立这个碑是什么意思。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全国老百姓都认为他非常正直，今天却说他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这样的字眼。”地方官大怒，打算给安民定罪，安民哭泣着说：“既然这样，我实在是不敢推辞，只是有一点要求，希望不要在石碑上刻上我的名字，免得遭到后人的唾骂。”这则附在司马光本传后面的掌故说明了老百姓对司马光的感情。在靖康元年(1126)，朝廷恢复了司马光的赠谥，在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虽然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但是本质上讲，他们两人之间是一种君子之争，因此得到史家的充分尊重，《宋史》评价说“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贬的低落时期，司马光还组织人编写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因此，司马光成为后世儒学教化的典范。国家不幸崖州幸，因而迎来了司马光的英魂。也许正因为如此，崖州的人文气脉，才更具有了幽灵之光。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