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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司马光曾被追贬海南(图)

2014年04月28日 10:55 来源:海南日报 参与互动(0)

位于山西运城的司马光祠。

  “追贬”在古代作为一种处罚手段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加大处罚的意思。一些官员已经被流贬,但是在尚未到达贬所时,朝廷认为处罚过轻,将其贬往更加偏远的地方。如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司马,在赴贬所路上又被追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永州在当时是比邵州更加偏远的地方。其二是针对死去的人而言,将其生前所任官职进行名义上的贬谪。这种追贬作为一种名誉性惩罚,虽然对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但是对于死者的后代影响很大,对其他在任官员也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宋朝时,曾经有三位宰辅被追贬到海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司马光。

  新旧党争:

  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历史上习惯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宋朝,“积贫”是指财政的困难前所未有;“积弱”是指国力的虚弱甚于前朝。不少政治家主张通过变法维新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改革往往会触及不少既得利益者,这就使得改革派和守旧派经常严重对立,进而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党和旧党。新旧党交替执政,通过政治权力打压、报复对手,从而形成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

  宋朝的内外交困,使得仁宗“锐意太平”,在庆历三年(1043)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相关举措遭到不少王公大臣的反对,在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等人先后被排挤外放,历时一年四月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庆历新政”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之后长期担任地方官,亲身经历了“庆历新政”,对范仲淹也是充满了景仰之情。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冲破种种阻挠,力排众议,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为支持改革,神宗先后罢退一批包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在内守旧派的重量级官员。熙宁三年(1070)更是拜王安石为相,使得变法进入了高潮。由于守旧派的猛烈进攻。王安石被迫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相,改知江宁府。

  次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但变法派阵营因为利益导致的分裂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同时,神宗经过近十年世事的磨砺也日趋成熟,对变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熙宁九年(1076)六月,因遭遇爱子王雱病逝的打击,王安石坚决求退,出判江宁府。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王安石结束了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此后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王安石离开后,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自元丰元年(1078)始,他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但是变法始终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不到10岁的哲宗继位,改元元祐。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任命司马光主持朝政工作,司马光用当年王安石一样执拗的态度将新法一尽废除。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元祐更化”。守旧派以及变法的坚决反对派掌握了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新党进行彻底的清洗。

  元丰八年(1085年),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开始亲政,大力任用变法派(即熙、丰党人),绍述神宗时期推行的新法,并于次年改元绍圣,这被称为“哲宗绍述”。新党中坚力量相继还朝,重新得势。针对元祐年间旧党的清算,新党利用权力展开了疯狂的倾轧和报复,几年间,旧党被悉数排斥外放。元符三年(1100)初,哲宗病逝,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改元建中靖国。曾布担任宰相,主张调和新旧党之争,是为“建中调和”。但是曾布的新党背景使得他不但不能获得元祐党人的信任,反而遭受猛烈的抨击,这使得 “调和”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年,宋徽宗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政局又倾向于新党。蔡京担任宰相后,更是掀起了大规模的党禁。在擅权后,他大力打击政敌,旧党是打击的重点,新党也难逃其网,因此无论旧党还是新党,均有不少人被贬岭、海。

  总体而言,新旧党争贯穿了整个北宋时代,成为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相互攻讦,最终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而南宋的战和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一时期党争的影响。

  司马光:

  英魂曾经照崖州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出生于河南光州(今光山县)。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宋神宗即位后召为翰林学士,任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第二年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花费15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被召入京主持国事,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排斥新党,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为相八个月病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他比王安石大两岁,并且早四年考中进士。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底,两人第一次在皇帝面前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宋史·司马光传》)

  宋神宗虽然认为司马光不无道理,但是最终站在王安石一边,这样王安石就开始推行新法。对于王安石的举措,司马光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如是者三,王安石写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作答,两人从此绝交。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尽废新法。王安石闻讯闷闷不乐,不久就忧郁而死,而司马光的病越来越重,也终于在这一年的九月离开人世。

  绍圣元年(1094),新党执掌朝政后,便向旧党发难。御史周秩认为司马光诬谤先帝神宗,尽废其法,而章惇、蔡卞等人更是层层加码,向哲宗建议对司马光、吕公著等掘坟斫棺鞭尸。哲宗虽然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却下诏追夺其赠谥,并且放倒了朝廷为之所立的墓碑。但是章惇等人仍然不肯罢休,最终在绍圣四年(1097)将司马光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徽宗立朝后,复封为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后,将其降为正议大夫,并撰《奸党碑》,命令全国都刻碑传布。长安一个叫做安民的石工被指令镌刻石碑,他推辞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知道立这个碑是什么意思。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全国老百姓都认为他非常正直,今天却说他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这样的字眼。”地方官大怒,打算给安民定罪,安民哭泣着说:“既然这样,我实在是不敢推辞,只是有一点要求,希望不要在石碑上刻上我的名字,免得遭到后人的唾骂。”这则附在司马光本传后面的掌故说明了老百姓对司马光的感情。在靖康元年(1126),朝廷恢复了司马光的赠谥,在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虽然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但是本质上讲,他们两人之间是一种君子之争,因此得到史家的充分尊重,《宋史》评价说“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贬的低落时期,司马光还组织人编写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因此,司马光成为后世儒学教化的典范。国家不幸崖州幸,因而迎来了司马光的英魂。也许正因为如此,崖州的人文气脉,才更具有了幽灵之光。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

【编辑:上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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