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

　　李珂

　　“中国新诗”走过了百年历程，尽管涌现出众多作者、作品，但是关于其最基本的“形式”(体裁)问题，诗坛上却始终存在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议。有人认为新诗“好得很”——形式简单，如同说话，不学即会，易于普及，任何人都可以转瞬成为“诗人”，理应成为诗坛“主体”“主流”。于是自由随意地“作诗”，心安理得地“当诗人”，热热闹闹地“评奖”，高高兴兴地“获奖”，熙熙攘攘地举办各种活动，并给新诗戴上“现代诗”“华语诗”“汉诗”等“高大上”的桂冠。相反，有人却认为新诗“糟得很”——脱胎于西洋诗歌，过于自由散漫，始终没有独立、统一、固定、公认的形式，因此无法评价高下、区分优劣，创作不出“艺术的美”和“美的艺术”。比如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就说：“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1]诗人闻一多说新诗：“在打碎枷锁镣铐的同时连诗的灵魂也一起打破了。”[2]文学家梁实秋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3]教授、学者季羡林说：“‘五四’以来的白话诗是不成功的。既然叫诗，必然要有诗的形式，这是一个常识问题。”[4]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严厉批评新诗：“几十年来讫无成功……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 [5]

　　上世纪70年代，台湾两位诗评者因为发表文章批评新诗“糟得很”，引起“好得很”派大规模反击，在海峡彼岸酿成轰动一时的“关唐事件”。

　　进入新世纪，“好”“糟”两派仍然旗鼓相当，但“糟”派的声音明显增多。

　　2001年第1期《山西文学》发表文章《世纪之骗——中国新诗》。

　　2013年7月31日，当代新诗“好”派著名评论家谢冕在上海发表讲话说：“(新诗)有垃圾化倾向”。[6]

　　2013年12月11日，当代新诗另一位泰斗级人物流沙河先生，经过长期思考也加入“糟得很”阵营，并公开发表文章反戈一击：“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7]

　　不过，在“好”“糟”两派之间，中国诗歌界始终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既拥护和热爱“新诗”，也深谙和惋惜“新诗”的弊端和缺陷。因此，他们对“新诗”既没有满足于片面的颂扬追捧，也没有止步于单纯的批评否定，而是积极努力、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建设性的“新诗格律化”的工作。

　　山西诗人、诗歌理论家梁志宏先生就属于这一种人。

　　梁先生积数年之功独家发明并正式向诗坛推出的“自律体新格律诗”——“12行诗”，应该算是“新诗格律化”的最新成果之一。

　　据梁先生介绍，他搞这项发明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让“自律体”变成“共律体”，即“诗人们如果对12行诗给予关注，创制出一批精品并形成气候，这一诗体或有可能为大众所接受和传播”。(引自《关于12行诗的絮语》，载2014年4月14日《太原日报·双塔》，下同)关于“12行诗”的具体情况，梁先生说：“我笔下的12行诗，具有结构有序、节律鲜明、大致押韵等特点，是对自由诗向精短方向和格律、半格律倾向的双重努力，是以定行为特征、介乎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或称格律体新诗)之间的一种半格律诗体。”这种“半格律诗体”，即“旧体诗词与新诗相互融汇”“如绝律句式整齐押韵、可不讲平仄对仗”。

　　笔者认为，梁志宏先生爱诗敬业的探索精神值得尊敬，但是由于对某些重要诗歌概念存在模糊认识或误解，所以他关于“改造新诗”“创建新格律诗”的尝试(或曰“实验”)，其结果则是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样说的具体理由和根据有三条：一、中国诗歌的体裁已经完善、齐备，后人只要学会、掌握和使用就足够了。

　　二、“自由体”与“格律体”不可兼顾，因此所谓“半格律体”是不存在的。

　　三、中国诗歌的“格律体”已经定型，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永远不会过时。

　　下面笔者逐条予以说明：一、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之一的“中国诗歌”——“中华诗词”，已经由我们的古代前辈经过数千年无数人的反复探索和实践，根据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特点和审美标准习惯，以及汉语诗歌艺术的规律传统，在距今1000多年以前，创建了完善、完美、完备、严谨、明确、合理、固定、统一、公认的诗歌形式体裁。中华诗词由“格律体”与“自由体”两大部分组成。“格律体”包括：律诗、绝句、词、曲、联；“自由体”包括：赋、乐府、古风、民歌、打油诗、顺口溜……

　　中华诗词与汉语、汉字以及书画、京剧等国粹一样，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千余年来历代诗人们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现有的中华诗词的形式体裁，完全可以适应和满足不同时代的作者的需要。

　　因此，面对这份凝聚了祖先巨大智慧的珍贵而美妙的遗产，后人只要努力学习、熟练掌握，再结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灵活运用，争取写出好作品，就足够了，没有任何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发明创造新的诗歌体裁，重蹈类似上个世纪汉语拼音拉丁化的覆辙。

　　也是在上个世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诗坛曾经一度处于非常时期，出现许多不正常现象。比如中华诗词被莫名其妙地戴上“旧诗”“束缚思想”等帽子，遭受歧视和压迫，甚至被贬为“老年用品”。现在，诗坛已经拨乱反正，完全恢复正常、步入正轨，任何诗歌爱好者均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学习中华诗词、欣赏中华诗词、写作中华诗词。

　　至于为什么现当代诗歌作者(运用中华诗词格律)很难写出传世佳作，现代诗坛很少产生大诗人、伟大诗人？原因固然有许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因为“格律”——就像中国足球臭，绝不是因为“规则”。

　　与中华诗词的完美形式与严密规则相比，所谓“新诗”实际上没有任何规则限制，唯一的“格式”，不过就是把散文式的句子自由随意地“分行”排列而已。

　　毫无疑问，散文的句子无论分多少行，怎样分行，终归都是“分行的散文”。所以梁志宏先生及其“同志们”的所谓“格律体新诗”，其实也都是“分行的散文”而已，与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中华诗词”是两码事。

　　另外，笔者始终认为，以“新诗”“旧诗”命名诗歌体裁，纯属权宜之计，既不科学也不准确，而且极容易造成混乱，早就应该废除。现在既然“旧诗”已经正名为“中华诗词”，“新诗”最确切、最合理的名称应该是“散文诗”或“分行散文诗”。

　　梁先生等人的“格律体新诗”，可根据具体行数分别称为“12行散文诗”、“13行散文诗”……

　　二、任何国家、任何语种的诗歌体裁，都只能有“格律体”和“自由体”两种形式。两者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不能混淆，不可兼顾。

　　因为“格律”就是规则，也类似于专项活动的“契约”“合同”(比如借款、购房、结婚)，所以存在状况只能“有”或“无”，不可能存在中间状态的“半契约”“半合同”“半规则”。同理，“半格律”“半格律体诗”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仍以足球做比喻，诗词格律就如同足球竞赛规则，虽然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由宽及严的发展过程，但是一旦约定俗成、形成规则条文，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严格遵守，绝不能“缺斤短两”“打折扣”——执行“半规则”或“部分规则”。否则，该项活动势必无法正常进行。

　　试想，如果一场足球比赛只规定了“场地大小”，其它关于“人数多少”“时间长短”等的规则统统不要，结果参赛者是自由了、随意了，可以“胡踢”“乱踢”了，但其代价则是“赛”没有了——无法产生成绩，无法评比胜负优劣，“冠军”“球星”以及精彩激烈、扣人心弦的竞赛场面等自然也就都无从谈起了。

　　因此，“半规则”“部分规则”实际上就等于“没规则”。“半格律”“部分格律”就等于“没格律”。

　　梁先生等人发明的“××行散文诗”仅仅做到了“定行”，而关于“字数”“声调”“韵脚”“对仗”等中国诗歌的必备元素均没有任何明确规定限制，属于典型的“半格律”“部分格律”，所以实际性质仍然属于“自由体”。

　　三、中华诗词的“格律”虽属人为制定，但关键之关键是，它们符合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内在的特点和规律，符合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取向、习惯和标准，尤其是符合汉语文诗歌艺术形式的特殊规律，而且是经过无数人长期实践“优选劣汰”得出来的“最佳方案”。比如“五、七言”句式的确立，“四、八行”篇幅的制定，“平仄”声调的“粘对”调配，“对仗”句式的运用，“起承转合”的章法结构……都是如此，绝非个别人闭门造车、凭空杜撰而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人种不变，中华文化不变，汉字、汉语不变，中国诗词的“格律”就永远不会改变。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曾说：“(格律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 [8]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当代人对中华诗词的“格律”普遍存有一些误解——既“旧”且“难”，文言“束缚思想”，篇幅容量太小……所以等于“枷锁镣铐”。

　　实际上，认为中华诗词“旧”“难”的人，首先是混淆了“形式”(工具)与“内容”的概念，其次是没有认识到“严格限制”恰恰是作好诗的必须条件。

　　确切地说，诗词“格律”只是工具和载体，如同汉字、筷子，它们既能为古人服务，也能为今人服务。历代诗人的实践证明，中华诗词可以反映任何时代人的生活、表达任何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因此无所谓“新”“旧”。

　　再如欧美的“十四行诗”、日本的“俳句”，都是外国诗坛的“传统体裁”，却没听说谁称它们是“洋旧诗”“旧洋诗”。

　　关于“文言束缚思想”，其实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用在诗词上却是“板子打错了屁股”。众所周知，文言文的最主要特点是大量使用“文言虚词”，然而由于格律诗词最注重和讲究“形象思维”，所以其作品无论写景抒情，基本上都使用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绝少使用虚词。即使偶尔使用助词、代词、连词、介词等，基本也都是在现代语文中“仍有生命”的文言词汇。

　　古今诗人基本使用实词或“巧用文言虚词”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明月松间照”“大漠孤烟直”“朱门酒肉臭”“千里共婵娟”“两个黄鹂鸣翠柳”“三十功名尘与土”“万里悲秋常作客”“无边落木萧萧下”“春风又绿江南岸”“大江东去”“小桥流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运交华盖欲何求”“忍看朋辈成新鬼”“我欲因之梦寥廓”……

　　因此，笔者认为，中华诗词用语是一种专门、独特的“诗词语言”，它既不等于“文言”，也不同于“口语”。(此事应作为学术课题深入研究)

　　至于把诗词格律喻为“枷锁镣铐”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明显和愚蠢的误解——世上万物皆有规律规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打球、下棋、弹琴、书法、绘画，都有各自相应的形式、规则限制，为什么作诗就可以不制定规则、不遵循规矩呢？！其实“格律”之于诗词，恰如“步法”之于跳舞，是绝对必要的“游戏规则”，而并非什么“镣铐”！

　　话再说回来，诗词格律虽不是“镣铐”，但若要真正熟练掌握、运用自如，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格律诗词的美妙和魅力，也恰恰在于它的“难度”与“高度”。

　　当代诗坛还有一种奇谈怪论：“新诗”历史只有百年，还是一个“婴儿”云云，言外之意是其形式“不成熟”有情可原。持此论者可能不知道，中华诗词的“格律体”定型、问世之后，仅短短的几十年间，诗坛面貌顿时焕然一新，立马涌现出大批传世流芳的优秀诗人，产生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千古名句。很快又催生出“光焰万丈”的伟大双星李白、杜甫，开启了中华诗词史上的“黄金时代”……

　　综上所述，笔者奉劝梁先生及所有热爱诗歌的人们，与其“竹篮打水”般徒劳无功地创建“新体格律诗”，不如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真正的诗歌学术问题。比如“传统格律诗词的语言究竟是白话还是文言”“格律诗的格律为什么规定‘四、八句’和‘五、七言’”“‘声韵’和‘对仗’对增强诗味的意义”“古今诗词工具书的选择和使用”“现代人如何写好格律诗词”，等等。

　　最后声明，本文纯属个人观点、一家之言，谬误之处请梁志宏先生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注释】： [1]:《鲁迅书信 ·致窦隐夫》 [2]:《 〈冬夜〉评论》 [3]:《新诗的格调及其它》 ，载1931年1月《诗刊》 [4]:《论新体旧诗》 [5]:《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载1978年1月《诗刊》 [6]:《文学报》 [7]:《北京青年报》 [8]:《诗人毛泽东》 ，200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