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唐启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没那么失败(图)

▲唐启华和汪朝光对谈。

　　8月6日晚，外交史学者唐启华携新书《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做客腾讯书院，与学者汪朝光对谈“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唐启华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讲，巴黎和会外交没有外界想得那么失败。谈到关键的山东问题，唐启华称顾维钧靠的是扎实的国际法据理力争，而非打感情牌。他在查阅了原始档案资料后发现，顾维钧的英文讲稿中并没有“耶路撒冷”这个词。

　　■正视历史

　　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外交史学者唐启华前不久在维也纳参加了一个纪念“一战百年”的学术会议，深感中国学者对一战的研究不够。他的新书《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依据是《陆总长在和会专电》。这批档案最早是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2007年才在网上对外界公布，收录了陆征祥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当外交总长时的记忆，这为重新看待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原材料。

　　一提到“巴黎和会”，人们往往跟“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唐启华说：“初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形容北洋政府都是亲日卖国，在巴黎和会里遭遇强权，中国遭受到比战败国还不如的待遇，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五四运动。但我们做学术研究之后发现，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能比较单调、不够全面，我这本书就是讲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从学术外交史的角度呈现给读者。”

　　如何看待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成败？唐启华说：“依我看成就其实是不错的，比如中国签了对奥地利的和约，加入了国际联盟，后来中国跟德国单独签约，取得了一笔战争赔偿。总体来讲，中国在巴黎和会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差强人意的，但谈不上失败。”

　　在唐启华看来，说中国外交失败最直接的就是没有收回山东的权益，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当时日本对美、英、法和中国有个口头承诺，而那个口头承诺与之后的华盛顿会议涉及山东主权的问题有延续性，“当然那只是个口头承诺，日本会不会真的遵守也不得而知，但这是个秘密协议，当时国内的不知道的。”

　　■山东问题

　　顾维钧没用耶路撒冷喻山东

　　在巴黎和会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山东问题”，中国要求德国把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日本则要求德国山东的权益给日本。唐启华说：“日本认为，法律上他有道理，第一，出兵打下山东流了血，那是他的战利品。第二，与盟友英国、法国、意大利都签了密约支持日本得到山东，中国政府也签了‘二十一条’。所以整个日本认为胜券在握，没想到顾维钧在巴黎和会里把日本羞辱了一番。”

　　在电影《我的1919》中，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那段“把中国山东比作西方耶路撒冷”慷慨陈述，感染了不少观众。不过，唐启华查阅大量原始资料时却没有发现“耶路撒冷”这个词。他说：“顾维钧的整个演讲稿记录没有提到耶路撒冷，所以我推断这可能是当时报纸记者添油加醋，因为会议记录是英文稿，电影中顾维钧用中文讲是不对的，他用的是英文讲的。”

　　唐启华认为，顾维钧在会议中靠的不是“耶路撒冷”这样的感情牌，而是用扎扎实实的国际法作为依据，“日本说，之前签订的条约里已经承认了。顾维钧说那个条约不算数，依据国际法上武力胁迫原则，日本是用最后通牒逼迫我的。依据国际法里情势变迁原则，当初签约时中国没有参战，后来中国也对德国宣战，当时条约失效。就算这个条约不失效，那么中国当年租界胶州湾给德国的条约里说得清清楚楚，所有权益不得转让给第三国。”

　　唐启华称如果读者去看顾维钧的一些档案资料，就会明白他的演讲为什么在国际上的评价那么高，“顾维钧不是临时研究，他研究了很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有深厚的基础，加上他的口才跟反应结合在一起。”

　　■当下启示

　　崛起的中国要看重软实力

　　有人认为，《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中的一些内容有点像帮北洋政府说话。对此，唐启华觉得很冤枉，“我的研究并没有推翻或者取代以前的说法，只不过过去的说法比较单调、贫瘠，我希望用我的研究丰富以前的说法，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比较丰富。”

　　除了丰富读者对中国外交与巴黎和会的认识，唐启华也希望这本书能对当下的中国外交有所启示，“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大国，经过一战百年，真的是站起来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的硬实力是够了，但扪心自问，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软实力还不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受到了过强的革命史观跟民族史观的影响。如果日本要跟中国开战，很容易把你挑拨起来。”

　　在唐启华看来，中国现在有条件和底气面对历史真相，以前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有其正当性，国家弱时必须靠爱国主义凝聚人心抵御外侮，但国家稍微强一点时，要考察到别的国家的观点与立场，“等到真的变成世界大国了，要看全球的战略架构是怎么玩的，要去学以前英国美国的操纵方法、高段数的世界棋局的玩法，用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大概不能玩，这需要高段数的一点理性的东西来玩，这时候外交史研究就要关照世界全局。”

　　唐启华认为，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他不主张一夜之间抛弃，但也要通过档案史料认认真面对历史事实，“现在要更全面理解中国外交、国际政治，我们希望这个研究，能作为跟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学术软实力，帮现在的国人建立跟大国相称的历史观、世界观。” 记者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