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之逝”引发业界对译者生存状态的忧虑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众多作品的译者、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离世，让读者与业界唏嘘不已，使舆论对抑郁症的关注度再次提升。与此同时，孙仲旭生前正职海运法务，兼职翻译的艰辛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回报，也让人对译者当下的生存状态深感忧虑。

　　优秀译者 少之又少

　　目前出版市场上像孙仲旭这样的优秀译者少之又少。曾翻译过《在华五十年》等多本译著，去年更因《阿桑奇自传》而广受好评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常江表示：“中国的译者们，不但糟践了太多好书，而且几乎贡献了日常语汇中一切佶屈聱牙的表述。至于低级的错译，简直俯拾皆是。”《文汇报》曾刊文举例，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竟将大名鼎鼎的学者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翻译成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费尔班德”“林T·C”“赫萨”。其中最荒唐的当属蒋介石被改名为“常凯申”。而出版方责编给出的答复是“由于时间很紧……”这样的急就章式翻译屡见不鲜，记者了解到，一些图书公司雇用写手或学生用翻译软件，长则半月，短则几天甚至一个下午便可以“翻译”一本书；在已出版图书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可成为“中译中”作品。

　　长期以来，翻译质量的低下，使读者产生了心理排斥感；出版门槛降低，又使未经“质量检验”的译著大量涌入市场，进一步导致书籍库存增多，造成恶性循环。

　　译作收入 捉襟见肘

　　孙仲旭曾于2013年5月4日发表了一条微博，说自己打开电脑，对儿子交待——“这个文件夹里有我十几年来译的四百万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就是我的文学遗产，你经营得好，可以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他说：“呃……干吗不能在广州？”我说：“在这儿不行。只够买个卫生间，媳妇没了。”

　　翻译400万字只能买个卫生间，这样的辛酸玩笑是译者对生存状态的自嘲。记者打探获悉，孙仲旭的文学翻译的稿酬，在翻译界里还算是较高的。

　　国家版权局于1999年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写得很清楚，翻译作品每千字，译者可以拿到20—80元，而能加入“千字百元俱乐部”的文学翻译者寥寥无几——这是平均水准。而巅峰状态呢？中国文学翻译者的最高收入在千字1000元左右，即翻译20万字小说可以拿到20万元稿酬，但即便是村上春树作品的译者林少华，也只有在遇到重点图书的情况下，出版社才会有如此“大手笔”。按照“中国作家富豪榜”统计，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顶尖收入者年薪可以达到2000万元，同样是费心费力地码字，创作收入可谓有天壤之别。有译者向本报记者算了一笔透明的经济账：翻译速度每天3000字(以8小时计)，每月6万字(以20天计)，一部20万字的小说耗时3个多月，平均月收入不到7000元，尚不及普通白领。

　　谋求“共荣” 或成良策

　　“提高文学翻译收入”这一话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谈论了。有人提出提高图书售价和提高翻译费起征点，减免税率的对策，但无论是前者在短时期内对于读者阅读兴趣的挫伤还是后者带来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都意味着这两种策略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上海浦睿文化总经理陈垦认为，在现阶段全方位地提高文学译者的报酬，几乎是无解的。他曾尝试过为优秀译者开出高额报酬，但结果导致亏本。“文学翻译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整个出版链中的一环。”文学出版的利润还是被市场左右着，出版商必须保持利润才能安身立命。陈垦说，很想为译者和图书设计者开出更高报酬，但购买版权、印刷、发行等成本支出让外国文学出版利润微薄，译者稿酬自然难有上升空间。

　　记者发现，当下优秀译者中，高校教师成了一支生力军，但他们却面临着翻译作品难以成为科研成果的困境，翻译对他们而言纯属“良心奉献”。相比前两种老生常谈却尚需时日的对策，将译著纳入科研成果评判标准，无疑是可操作性最强，也最容易留住优秀译者的方案——翻译本身就是创作，让相关的专家进行专业的评审评估，建立评审制度，给高质量、优秀的翻译作品以应有的承认，迫在眉睫。（记者 乐梦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