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海国图志》：仍没摆脱"天朝上国"的论调

　　对于国人而言，“甲午”不是一个简单的干支纪年，而是心中的痛。120年前，中国在与日本的大战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清政府虽已无数次失败，但老大帝国余威残存，仍傲视东亚。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还是一个东方大国。甲午一役，中国竟然败给了岛夷——日本，现实给醉里梦里的中国人重重一击，人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睁开眼。人们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已不可以道里计，历时30年，被朝野寄予无限希望的洋务运动，被证明彻底失败。

　　甲午的失败不自甲午年始，它对后世中国走向的影响既深且远。今天当我们再回首甲午之战时，不得不把目光放开去，才能看清“甲午”因何而败，又留给我们什么遗产。

　　一直以来，史家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起点。然而，事实上，那场大战带给国人的触动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烈。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所思所想是如何将洋人挡在国门之外。然而，闭关锁国挡不住列强的坚船利炮。二十年后，更猛烈的进攻又来了。这一次，战火烧到京城。皇帝逃走，精美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犹如遭遇当头棒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意识到，再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便有亡国之虞。然而，这些自幼苦读圣贤书的儒生们，仍自信中国的礼法制度是最好的，所缺仅是坚船利炮而已。

　　与此同时，在海之东，一直不被中国人重视的岛国日本，也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地方势力割据，等级森严，更严苛的锁国政策……看上去，日本现代化之路比中国要艰难百倍。然而，正因国事糜烂，人心思变，再加上日本早已习惯对外学习，让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变得毫无负担。当中国的洋务派们把目光集中在对坚船利炮的追求时，明治维新一代已经开始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对日本动大手术。

　　甲午战争，犹如一场对中日两国维新的大检验。洋务派们浅尝辄止的变革，“同光中兴”的虚假繁荣，被战争击得粉碎。

　　梁启超曾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诚如此言。甲午之后，中国人开始了寻找国家出路的一次次尝试。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清末新政，皇族内阁击碎了人们对清政府最后一点幻想。最终，革命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腐朽的清王朝，以及伴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两个甲子以来，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两个甲子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站在今天这个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刻，回望“甲午”，回望一路走来的路，让我们更加看得清楚，我们从哪里走来，又要去往何处。

　　圆明园大火烧痛老大帝国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郊。27岁的恭亲王奕��站在一座庙宇的台阶上，抬眼眺望西北“烟焰忽炽”——圆明园正在燃烧。

　　万园之园被英法联军点燃了，中国的近代史也被点燃了。

　　1840年鸦片战争历来被当做划分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但放眼中国历史演进的脚步，1860年之后的中国，才真正开始了近代化进程。正是圆明园的那场大火，烧痛了中国，触动了中国。

　　变革，是此后中国百年的主题。

　　在战争的刺痛下，沉睡的中国睁开了眼睛，然而，“天朝上国”的迷梦却没有醒来。林则徐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先进之士。即便是他，“开眼看世界”的眼界也十分有限。他眼中的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可以用长杆捅倒。林则徐认为夷人“无中国大黄、茶叶即肠塞不通”，因而可以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作为制敌手段……

　　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南京条约》签订不久，书成出版。《海国图志》把全新的近代世界观念引入了封闭蒙昧的中国，是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部启蒙巨著。而它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只是批判、指责：“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结果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即便是《海国图志》，也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论调，在介绍了世界真实面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同时，仍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中心”。

　　鸦片战争虽败，但在清廷看来，这场战争远未上升到国家层面，而是一场“夷狄边患”。“五口通商”，在侵略者看来是中国打开了国门，在清廷看来却是限定夷人活动区域，禁止夷人进京。非但统治者如此，中国民众对西方也是一片抵制。被迫开放的广州、福州等五个口岸，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夷人入城运动。

　　侵略者当然不能满足这样的“开放”，1856年，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数日后，奕��报告圆明园被烧的奏折送到承德，已在病中的咸丰，朱批六个哆哆嗦嗦的大字：“览奏曷胜愤怒！”

　　圆明园大火一周后，奕��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次年，奕��上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中国总算迈出了与近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

　　奕��提出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与列强打交道的临时机构，但这个临时机构不但常设下来，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几乎管理着所有与“洋”相关的事务，从外交、通商到铁路、电报、学校、工厂等等，渐渐形成了凌驾于传统六部之上的“洋务内阁”。在此后数十年的晚清历史中，总理衙门成了至关重要的国家行政机关。

　　大清国的外交、通商事务，则实际由南、北洋大臣负责。南洋大臣，即鸦片战争后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则是《北京条约》之后的“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演变而来。随着清政府外交事务重心的北移，北洋大臣渐渐成了晚清政局的核心人物。先后有两个北洋大臣，扮演了晚清历史的重要角色，其一是大清国的修补匠李鸿章，其二是清廷最主要的掘墓人袁世凯。

　　虚胖的大清

　　近年来，一个说法经常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被引用：清朝时中国的GDP长期是世界第一，在182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占世界的33%，哪怕到了晚清末年，清朝的经济总量仍高居世界前列。这组数据出自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因而很有几分权威性。对照之下，晚清的没落和几乎人尽可欺的屈辱，让人更生慨叹。

　　需要指出的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估测近代以前的各地区经济总量时，为了方便起见使用了“GDP”的概念，但此“GDP”与现在使用的GDP绝不能等量齐观。在全球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下，拥有广大领土和众多人口的清朝，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当之无愧。但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很快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老大帝国踹翻在地。

　　在这一点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肯尼迪所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论断，更有现实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

　　即便按麦迪森的换算方法，也能为清朝庞大经济总量的徒有其表作出注脚：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和英国各占世界经济的33%和5.2%，但同期，清朝的年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白银上下，而英国则有5000万英镑以上，英国反超中国近4倍。自然经济与工业化商品经济，实在是毫无可比性。

　　根据《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计算，187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经济总量的虚胖的中国，一座将倾的大厦。

　　《海国图志》的遭遇

　　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把自己编写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在此后一年时间里，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而且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提出了契合时代特点的主张，却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一个古老、精致的农业文明怎样面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那时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想过。

　　晚清名臣左宗棠是为数不多的魏源同道，他为《海国图志》作序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然而，墙内开花的《海国图志》，却香到了墙外。

　　1851年的一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被查到了三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作违禁品克扣下来。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三年后，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日本人争相购读。

　　也正是在这前后，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国门。这之后的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而是很快“师夷长技”，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在远东建立起一个西方式国家。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群体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而在中国，这本书却一直被束之高阁到洋务运动时。洋务派上台后，发现了这本书，总理衙门要求印刷2000册。

　　中国精英阶层的觉醒，晚了整整20年。

　　“黑船来航”强迫日本打开国门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这首日本民间歌谣中，首句的“上喜选”与日文中的“蒸汽船”刚好谐音。描述的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4艘蒸汽船闯进日本的江户湾时，日本上下惊慌失措的情景。

　　美国的军舰船体涂成黑色，因而被日本人称为“黑船”。“黑船来航”之时，日本正处在极其黑暗的“江户时代”。天皇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权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外国人中仅有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开放口岸——长崎从事商业活动。

　　佩里此行就是以武力胁迫日本打开国门，与美国签订“亲善条约”。美国的4艘“黑船”就足以让当时弱小的日本震惊。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吓下，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但又不甘心接受——“亲善条约”虽然没有像列强对中国那样的割地赔款要求，同样是个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幕府藉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推脱下一年春天给予答复。

　　1854年，佩里如期而来，这一次他带来了7艘军舰，并一直开到了江户湾内，抵近横滨才停船。幕府没有退路，只能和美国签订了“亲善条约”，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

　　“黑船”停泊在江户湾、炮口直指横滨的时候，两名日本青年悄悄爬上了美国军舰。他们被带到佩里面前，稍显年长的那一位通过翻译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我们想到美国去看一看，看看你们的国家为何如此强大。”

　　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日本，仅私自登上外国船一条就是要砍头的重罪。不想惹麻烦的佩里拒绝了两人的请求，将他们送回陆地。之后，佩里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的青年如果都和这两个人一样有求知欲的话，日本也许会成为对我们产生威胁的强国。”

　　佩里的论断没有错。这两名青年中的主事者叫吉田松阴，一个精通汉学、热衷《孟子》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偷渡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从这一刻开始，这个本来激烈主张“锁国攘夷”的年轻人，开始转向主张学习西方，增强日本国力，并提出“失之于西方，补之于东洋”，谋划侵略朝鲜、中国。此后，吉田松阴开坛办学，传播其思想主张。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代能臣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井上馨等等，皆出自吉田松阴门下。

　　“黑船来航”打开日本国门，被后代日本人看做日本崛起的契机。他们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专家解析

　　为何中日

　　在相似情况下

　　走上不同道路

　　王晓秋

　　19世纪，中国和日本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都遭到西方势力冲击，都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两国统治者又都进行了学习西方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但是以甲午战争为标志，两国道路命运大不相同，当然其原因是很复杂的，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简要说来，有以下几点。

　　中国近代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1、中国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主要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英国用武力打开门户，但由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愚昧无知，缺乏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迷信和议，苟且偷安，丧失了20年改革机遇。以后列强在中国争夺愈演愈烈，阻碍了中国走独立发展道路。

　　2、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办工厂、建海军、设学校，但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用西方技术维护封建体制，拒绝政治改革，严重制约了近代化改革的深入和成效。

　　3、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与腐败是近代化改革和对外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为了保全统治权力或个人及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和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

　　4、当时中国新旧势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旧势力以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掌握国家政权、军权、财权的大贵族、大官僚，还有思想保守的地方士绅、八股士人和旗人等等。当改革触及其既得利益时就拼命反对。因此，洋务运动的每项改革都遭到阻挠和破坏，而戊戌维新要改革政治制度更被顽固派发动政变镇压，从此中国更失去了选择道路的自主权。

　　日本近代化改革成功也有许多因素和条件：

　　1、日本在江户时代发展的基础。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给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使日本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幕末已开始进行幕藩改革。

　　2、日本维新势力强大。幕末幕府旧势力统治已经内外交困、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以地方强藩为后盾，并得到商人、市民、农民的支持。维新派及时抓住机遇，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新政权，推行明治维新。

　　3、明治政权逐步全面地推进资产阶级改革。明治政府成立后就派出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并制定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逐步实行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的各项改革，完成向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转型。

　　4、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掠夺亚洲邻国分不开。特别是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掠夺赔款2亿3千万两白银，成了亚洲的暴发户。这笔赔款大部分用来扩军备战，发展海陆军、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还用来开发殖民地台湾以及发展教育和作皇室经费。另外使货币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纳入世界金融体系，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因此，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本报记者 黄加佳（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