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40岁还是童男子 中年后曾"报复性补偿"

　　作家的一半是商人

　　在郭敬明成为“郭董”之前，张贤亮可能是中国作家里最会做生意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商人里最会写小说的人。

　　年轻的时候，张贤亮曾经一无所有。从21岁到43岁，别人的黄金年代恰是他的蹉跎岁月。身为右派，他有整整22年的时间都在劳改农场从事体力劳动，没有自由，没有钱，也没有爱情。但是，如果生命从平反那年开始算起，今年张贤亮才35岁。通过写作，他在文学最繁荣的1980年代获得了名声。通过做生意，他又在商业最自由的1990年代获得了财富。他与时俱进，左右逢源，当然也不乏女性的青睐。

　　如是说来，他这一生，活得淋漓尽致。

　　作家 他那个年代的作家中最敢写的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张贤亮某次接受采访时曾如是说，看得出来，他对此很得意。

　　对于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那个阶段的人来说，张贤亮的作品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灵与肉》《初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书名放到今天都称得上大胆，联想到这些作品都是在1980年代初写出来的，勇气就更可见一斑。

　　从年轻时的诗人，到中年成为知名小说家，再到晚年撰写长篇散文，张贤亮的文学创作涉及各种文学体裁。不仅如此，根据他的作品《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曾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在票价只有一角钱一张的1980年代初，这部影片拿到了上亿元的票房，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买票看了一遍。

　　张贤亮几乎是那个年代作家当中最敢写的，尺度和思想广度都令当时的文坛愕然，关于他的争议至今未决。他曾说过：“现在的文学评论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这似乎也是他晚年作品不多的重要原因。

　　囚犯 性压抑和饥饿笼罩的劳改22年

　　他年少成名，21岁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恰逢“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

　　关于张贤亮的作品和经历，性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他从不讳言因为20多年的劳改经历，自己直到40岁还是童男子；也不讳言中年之后自己在两性关系上的“报复性补偿”。

　　对于性，张贤亮从不觉得羞耻。

　　劳改带给张贤亮的，除了性的压抑，还有饥饿的记忆。他去世后，历史学者、作家张宏杰连发数条微博悼念。在张宏杰看来，1949年后的中国作家当中，写饥饿最好的两个人是张贤亮和莫言。

　　关于劳改中的饥饿，张贤亮曾有过略显黑色幽默的表述：他曾被“饿死”过。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口粮只有2两，造成极度营养不良。有一次他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可能是休克了，但周围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送到了太平间。半夜他又醒了，在求生本能下自己挣扎爬到了门口，又晕过去了。第二天来人给他收尸，一看怎么“死人”自己跑下来了？一摸他还有点气，就给他喂治疗女性气血的中药乌鸡白凤丸。一连喂了几颗，把他吃活过来了。

　　张贤亮自述的这个假死过程，有人对其真伪有质疑。但劳改过程让他饱受饥饿之苦，继而成为之后几十年的重要文学素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主席 “时势造英雄，如果真造我，我也起来了”

　　张贤亮有好几个主席身份：他先后当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宁夏分会主席，宁夏两大文化口的主席他都当遍了。他还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主席。在影城中，员工都管他叫主席，到处都是他的语录和照片，墙上还有个红色的“忠”字。处处都明确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个城，张贤亮的影响力有多重。

　　在民风彪悍的西部圈下一大块地，挣到上亿身家，成为人们崇拜的“主席”，没点狠劲是不行的。张主席干过的强硬事着实不少：曾经有个地头蛇看着他挣钱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都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张贤亮对他说：“告诉你们的头，他家有几口人就让他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一句话，吓退了那帮人。

　　虽然历史上饱受强人政治的劫难，张贤亮身上却仍有明显的强人崇拜基因。他曾不无遗憾地说：“时势造英雄，我差点也成为了英雄。时势没有造我，如果真造我，我也起来了。”

　　商人

　　源于对大荒野的震撼

　　张贤亮去世后，导演王家卫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他的怀念，称他在自己拍摄《东邪西毒》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其中牵涉到了张贤亮的另一个身份：商人。

　　曾拍出过《东邪西毒》《红高粱》《双旗镇刀客》等知名影片的地方，正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这个是合拍电影的地方是他在劳改期间发现的。1961年的冬天，张贤亮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他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他就去那里买盐。

　　他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这个景象给他一种非常大的震撼。后来他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宁夏文联要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他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文联没钱，他把多年来积攒的海外版权费拿出来，一共70万，以贷款的名义借给文联。也就是说，这个古堡是文联的产业，他作为文联领导负责经营，但投资的钱全是自掏腰包。冒着投资打水漂的风险，他开始了管理古堡。

　　经商还得懂经营，张贤亮的经营知识也来自20多年的劳改生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首富 经商不丢人，首富更不丢人

　　2000年，张贤亮在《收获》上发表文章，名为《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14年后的今天，这篇文章非但不过时，甚至显得更加重要了。

　　从世俗的角度看，张贤亮无疑是富有的。从2004年起，就有媒体称他是“中国作家首富”。对此评价，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文化资本家”。对于“作家首富”这个头衔，他也承认：“作家一般都是穷人嘛，就像‘丐帮’一样，大家都穷，相对来说我这人是最富有的，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充其量是‘丐帮’首领嘛”。

　　其实，晚年的“丐帮”首领并不是他第一次当富人。张贤亮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他的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按现在的标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高知二代，自称10岁以前没自己系过鞋带，是远近闻名的张家“孙少爷”。

　　儿时的少爷经历给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一旦获得了本质的解放，张贤亮就开始以他的方式享受自由，该写作写作，该做生意做生意，该谈恋爱谈恋爱。

　　上世纪90年代，张贤亮曾经与台湾的陈映真共同参加一次笔会，并有过争执。当时，陈映真发表演讲，谈的都是民族、知识分子和历史责任；张贤亮则谈论GDP和两性关系。陈大惑不解，并前往张的房间追问。张答，两个大男人在一起不谈女人，要多晦气有多晦气。

　　张贤亮认为，彻底的市场经济，就是除了人格和良心什么都可以出卖。一年有50万人来他的影城消费，对社会的贡献不比有50万人读他的书少。经商不丢人，成为首富更不丢人。

　　自2010年初开始，张贤亮以个人名义每年捐赠150万至180万元对宁夏贫困的患者实施“救生行动”。近年来，救助患者达到百余人次。

　　玩家 活到老，玩到老，最想演007

　　在张贤亮众多头衔中，还有书法家、收藏家这两个。而在张贤亮看来，这都是在玩。作为影视城的大老板，他有能力有资源把许多心血来潮的事办成。例如他突发奇想，要在影视城里加盖一个景点，复原1949年以前的老银川一条街。一声令下，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个景点就盖起来了。

　　往更大的层面看，也可以说他整个人生都是在玩。他曾说无论写作还是经商，对于他来讲都是副业，正业是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快乐的追逐。他最后一部作品《壹亿陆》，以“精子危机”为切入口，有人评之为低俗。他对此满不在乎：“我还在乎别人怎么看吗？不在乎！我都已经老了，现在写东西就一个字：玩。”

　　身为影城的老板，张贤亮如果想演戏，随便进哪个组，导演都不会不给面子。然而他一直没演过戏，因为实在没有他想演的。著名导演谢晋曾经想在自己的电影里给张贤亮安排个角色，结果被一口回绝。他说：“要演就演007”。

　　作为作家中最会做生意的人，还能令张贤亮羡慕的人不多，007算一个。至于羡慕的原因，他用了七个字概括：“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回绝谢晋时，还有个著名女演员在旁边。她看着张贤亮说：“还真是，你是全中国最适合演007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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