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诺奖得主莫迪亚诺：母亲曾在盖世太保机构演出

雷蒙·格诺

　　我手头有一部80年代初编撰的三卷本的《法国文学词典》，里面有上千词条，收入了所有重要作家。近日刚刚成为法国第15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迪亚诺的篇幅，在该词典中仅仅是他那些荣耀的前辈的十分之一左右。然而，当时的他，已经获得了龚古尔大奖，而且，编撰者写道：这位作家从一开始就找到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与自己的文学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文学世界，征服了诺奖的评委们，以至于仅仅在勒克莱齐奥获奖6年之后，就让诺奖桂冠再次花落法兰西？显然，将之视为获奖冷门的人们一时乱了阵脚。瑞典文学院为他撰写的简洁明了的颁奖词出现了好几个中文版本，几乎没有一个是翻译准确的，有的更是南辕北辙，令人不知所云，甚至令人增添对诺贝尔文学奖权威性的怀疑。

　　“我的记忆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欧洲文明最大的梦魇，是欧洲人最深的痛，也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恶。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对欧洲文明的信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残害，焚尸炉的存在，则直接动摇了欧洲人对人的信念。所有大作家都绕不过它。

　　战后法国文化的复兴，完全建立在对其反思之上。这种反思直接催生了萨特、加缪式的“介入”文学。这种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人的选择权的高度肯定，也就是试图赋予人一种新的信念，并强调人的责任。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一书，就是站在这一层面上的自我辩护之作。如果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只是一句预言，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每个人都真正感到：人类已越过了自己的底线，惟有自救。

　　本来，后一代的年轻人应当可以轻装前进，法国在二战之后经济迅速复兴，连续出现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繁荣，被称为“光荣的三十年”，爵士乐、披头士、美国文化、带薪长假、地中海俱乐部……法国人当时的生活，真可以用琵雅芙的著名歌曲《玫瑰人生》来概括。

　　然而，60年代开始成人的莫迪亚诺，就在这玫瑰人生般的氛围中，开始了自己至今都未停止的“身份追寻”。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二战结束之后，他父母关系失和，最终导致离异，两人对孩子都缺乏爱护，经常将他与弟弟托付给他人代管，或者直接送到寄宿学校。小莫迪亚诺与自己的弟弟相依为命，后来，惨剧发生了，他弟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死的时候只有12岁。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一创伤更加刺激他去了解自己父母在二战期间不明朗的生活境遇。他父亲作为犹太人，曾被抓起来，塞进了送往集中营的囚车，却在最后关头被释放了。许多迹象表明，是一位盖世太保的高层在关键时刻替他说了话，保住了他的性命，同时，在二战之后，那位可能保护了他父亲的人被处死了，而他父亲却幸运地逃过了法网的追究。他母亲作为演员，也在盖世太保的文化机构中演出。他们两人究竟是怎样度过德军占领时期的，对小莫迪亚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同时，他父亲为了谋生，在德军占领期间进行地下的黑市交易，整个生活圈子里面，大都是一些身份不明的人。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被伽利玛出版社接受，由于里面涉及对以色列对待犹太人的一些做法的讽刺，而正值当时以色列向周边的国家开战，出版社出于谨慎，在第二年才出版。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经常被人引用：一名德国盖世太保在巴黎街头问一名路人，星形广场（即凯旋门所在的广场，因其通过各条大道向四面散发而被称为星形广场）在哪里？殊不知那个行人是名犹太人，指着自己的胸口左方心脏的位置说，就在这里。在这部小说中，莫迪亚诺作品的主题、语言风格、氛围，都已经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他将这部小说题献给了他夭折的弟弟。接下来的《夜巡》（1969）、《环形大道》（1972）和《暗店街》（1977），都围绕同样的时期和主题，在这些小说中，具有相当大的杜撰，父母的生平故事构成了他恣意想象的跳板。有批评家将其中除《夜巡》之外的三部作品称为“占领时期三部曲”。这些作品每次出版都冲刺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到最后一部《暗店街》，如愿以偿，直接奠定了莫迪亚诺作为一流文学家的声誉。

　　作为“记忆的艺术”的大师，莫迪亚诺被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比成了普鲁斯特。这个比喻当然顺理成章，但其实会产生误导，因为莫迪亚诺与普鲁斯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简言之，普鲁斯特“追忆”的结果，是鸿篇巨著，结构完美、统一，他的最后一部叫做《找回的时光》，也就是说，他的整个追寻过程是完整的。而莫迪亚诺则没有找回逝去的时光，更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建筑。他的世界一直是碎片式的，而且相互交织，更吻合当代世界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莫迪亚诺的“记忆”并非真实的回忆。他本人并没有生活在德军占领法国时期，而是出生在这一时期。他的记忆更多是一种文学想象。他有一个美妙的说法，叫做“我的记忆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这“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记忆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莫迪亚诺跟普鲁斯特有相通之处，更在于自己的生活历程与试图成为文学家的努力写作过程如何渐渐合为一体。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小马塞尔既是普鲁斯特（他的真名就叫马塞尔·普鲁斯特）本人，又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作家的人。到了小说最后，当逝去的时光终于找回的时候，小马塞尔也终于成为作家普鲁斯特：小说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相交了。同样，莫迪亚诺在其记忆的道路上迷失或者找到自己的过程中，渐渐成为作家。

　　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有真正的自传元素，而非“出生前的记忆”中的杜撰。这些元素在《户籍登记册》（1977）中开始最早出现（一般译成《户口簿》，但这一译法容易造成误解，让人以为法国也有类似中国户口的东西），在《缓刑》（1988）、《夜半撞车》（2003）中非常明显，在《家谱》（2005）中则达到最明确的表达。这种建立在60年代的法国氛围基础上的自传，以及建立在40年代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杜撰，构成了他的小说世界全貌，可以说，直到80年代末，他一直在60年代与德军占领巴黎的40年代之间跳跃、交替。

　　到了90年代，在虚构与自传之间，在个人的真实与他人的命运之间，莫迪亚诺渐渐找到了一种平衡。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多拉·布鲁德尔》（1997）和《蜜月》（1990）。有一天，在一张1941年12月31日的旧报纸上，莫迪亚诺偶然看到了一份寻人启事。一对姓布鲁德尔的夫妇，住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他们的女儿突然走失了。于是他们在《法兰西晚报》上登了这个寻人启事。这份寻人启事深深地触动了莫迪亚诺，令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多次离家出走和逃学的经历。是什么让这个小女孩在一年的最后一天突然消失？作为父母，在一年的最后一天，不知自己的孩子身在何处，有怎样的遭遇，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追寻，仿佛这个自己从来都不认识的小姑娘与自己的命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他走遍了可能有这个小女孩的资料的所有地方，警察局，学校，档案馆，等等，仿佛中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根本就没有存在。在得到最终的谜底之前，他创作了《蜜月》。小说中，一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巴黎街头遇上了一个男子，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到了尼斯。在她身上，就揣着一张寻人启事，内容跟布鲁德尔夫妇寻找女儿多拉的那一份寻人启事几乎一模一样。为了生存，他们想卖掉一颗称为“南方之星”的钻石，遇到了一些背景十分复杂的人……这里面有许多作家自己的自传因素。在《家谱》中，作者提到，他父亲曾经拥有一颗名叫“南方之星”的钻石，在二战后有一段时间穷困潦倒，曾经试图找一个买家，将钻石脱手。而与姑娘生活在一起的男子，又有许多莫迪亚诺本人的影子……多年以后，莫迪亚诺终于通过一名历史学家对犹太人的记录，找到了多拉及其父母的踪迹：原来，多拉在第二年的五月就回到了父母身边，随后，全家都被送到了在巴黎的犹太人关押地。同年十一月，一辆列车将他们与其他犹太人一道，送往了不归地，多拉与她的父母永远消失在黑夜之中……

　　对于最终得到了“真相”的莫迪亚诺来说，唯一的谜，就是多拉在1941年12月31日到次年5月之间走失的那一段时间，而他全凭想象创作的《蜜月》，就成为他可以告慰自己的多拉的“真实”故事，成为多拉的生活中唯一美好的一段时光。以这样一种方式，莫迪亚诺即便没能拯救一个犹太姑娘的生命，却使得她免于完全消失，并让她在其生命最难以捕捉的一段时光里，获得了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最好地说明了莫迪亚诺文学创作的特点，以及这种创作的意义：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在上帝将人彻底抛弃的明证——大屠杀——的背景下，一个作家究竟还能够做什么？他只能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朵想象的鲜花（《废墟之花》,1991）。

　　因此，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公允地概括了他的成就：“他以其记忆的艺术，展现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重现了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从这个颁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既没有对记忆或者对人类命运的“召唤”，更没有对占领的“揭露”，而是紧紧抓住了莫迪亚诺的文学特色及其表现的内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颁奖词更多着重于他小说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早期的小说。

　　群星璀璨的法国文坛

　　最近在法国进行巡回演讲的莫言，接受了巴黎一家名叫“航向法国”的中文媒体的视频采访。在问到法国有什么让您最欣赏时，莫言回答道：“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作家，我想对我具有最大吸引力的，当然是法国像群星一样璀璨的作家们、诗人们。”

　　确实，法国在这方面与其他所有国家都有所不同。且不说辉煌的19世纪，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量精英的伤亡，其庞大的优秀作家群将无与伦比。即便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在文学和艺术上，依然是西方之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很快为欧洲人带来新的希望。尽管西方文化之都移到了纽约，法国还是开始出现各种文学、思想和艺术潮流。作为存在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潮的对立面，在思想界出现了结构主义，在文学界出现了新小说。这两个潮流都是以“物”为本。此时，更年轻的一代出现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和佩雷克。他们的成名阶段，正好与法国的五月风暴相吻合：法国的年轻人开始出现新的诉求，新的世界观。这一代的一大特点是人文学科和文学开始明显分离。哲学家做哲学家的事，精神分析、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占据了中间地带，文学的领地留给了那些能够为精神带来安慰，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文字上带来全新表达的人。法语中有三个M开头的词，成为文学的基本要素：自我（moi），世界（monde），词语（mot）。这三位法兰西的文学新星每人以不同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对文学家的期待，而且各有自己的强项，三人的足迹也有交汇之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与文学导师，叫雷蒙·格诺。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一文学繁荣的时代，一家出版社起到了核心的作用，那就是伽利玛出版社。这是一家专业无比的权威出版社，有完整的人才发掘机制，他们的“阅读委员会”专门阅读所有投来的稿件，委员会的成员往往独具慧眼，可以发现众多的佳作，为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提供了保证。勒克莱齐奥就是靠通过邮局寄到伽利玛出版社的手稿而被阅读委员会的人发现的，而且一举成名。他本人后来一直在这个阅读委员会里担任委员，直到获得诺奖才停止，而那时他已经70岁了。雷蒙·格诺就是伽利玛出版社“阅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本人也是重要作家，当时在法国文坛与萨特齐名，还同时成立了一个先锋的文学小组，叫“乌利波”，直译为“潜在的文学工场”，认为可以通过对语言层面的不断挖掘，让文学创作发挥出无限的潜能。佩雷克是“乌利波”的重要成员，他的《生活，实用手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对莫迪亚诺颇有影响。而莫迪亚诺则直接受到了格诺的提携。因为格诺是莫迪亚诺母亲的朋友。他听说莫迪亚诺有文学方面的才能，而且偷偷写了一部小说，就直接把莫迪亚诺推荐给了伽利玛出版社。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手段，作家们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法国近百年来，好作家层出不穷，与其完整的出版机制与社会接受机制密切相关。在接受机制中，大量稳定、权威的文学奖项，也为作家的地位提供了良好的保证。可以说，到了罗兰·巴特的时代（以70年代为主），作家被抬到了神圣的高度，就像梵高、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家占据神坛一样。虽然之后，作家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依然充满了良好的文学氛围。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文坛能够持续保持每十年涌现一代新作家的原因。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国内盛行一种说法，叫“新寓言派”，将近年获奖的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列为同一文学流派。这一说法，主要来自柳鸣九先生的一部法国文学史。傅雷翻译奖评委之一、同属社科院的余中先也用过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主要用来指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三人，其中图尼埃年龄最大，严格地讲，不能与莫迪亚诺和勒克莱齐奥一起说。批评家一般都喜欢给作家贴标签。或者说，出于梳理的需要，给一些相近的流派一个共同的名字，以看出其共性。其实，柳鸣九的说法并非自创，而是源于一部法国人自己写的现代文学史。其作者叫雅克·布雷奈。这位布雷奈当时在梳理法国1945年到1978年的新文学时，将这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并用了一个标题“新寓言”来统领整个章节。法文叫la nouvelle fable。这里的fable，就是我们知道的拉封丹寓言、伊索寓言之类的作品中用的那个词。这样一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相对于新小说而言，他们三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之后，都有着令人回味之处。简言之，新小说只描述表象，认为表象之后没有东西了。（所以当时我国批评界有人说余华受到新小说影响，余华本人坚决不同意）。而他们三人的作品，总让人觉得有其他深意。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都有一种神秘性。图尼埃直接借用《圣经》，勒克莱齐奥借助于西方文化体系之外的神话和习俗，莫迪亚诺则借助于一种日常神话。

　　然而，布雷奈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主要是法国媒体没有大量运用。这三位作家本人对这一“标签”也不很认同，至少莫迪亚诺和勒克莱齐奥并不接受。同时，这种同一标签下的所谓的趋同性，反而掩盖了他们的差异。勒克莱齐奥是一个面向世界其他文明的作家，莫迪亚诺是面向欧洲自身最深处的作家。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他们都能获诺贝尔奖，当然是他们这一代的幸运，但有人说这是同一文学流派获奖，则并不符合事实。◎董强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法国政府骑士勋章获得者。2013年，他荣获法语世界的最高荣誉：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