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老人曾被抓日本煤矿做工：见证98个死难同胞

　　“129号席锦麟，199号雷飞鹏，252号高荣生……他们都是上吊自杀的。”整整70年，写在那本“生死簿”上的98个名字一直烙在他心里，那是他在那座地狱般的煤矿中，用来记录工友生死的小本子。

　　南京医科大学8日传出消息：该校49级泌尿外科专业校友、现居广州的凤仪萍教授，得知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特从千里之外寄来一沓厚厚的材料：一册《北海道角田矿“共荣寮”遇难同胞人名簿》的复印件，一批1990年4月刊登他凭吊难胞新闻的日本报纸，一本日文的《第十九层地狱生死记录册》，一本《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一张1954年8月20日印发的江苏医学院毕业证书。

　　70年前，凤仪萍被日本兵抓去煤矿做劳工，死里逃生回国后发奋考上大学，并成为泌尿外科医学专家。如今，84岁的他满头白发，神态慈祥、身板硬朗，可一谈起那段沉痛的劳工经历，老人家依旧悲愤难抑，泪水盈眶。

　　1944年，凤仪萍14岁，那时他的名字叫凤永刚。8月的一天，刚上初二的他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东北的横沔镇家中出发，去复旦大学找人。一路上关卡重重，他的良民证和钱在伪军搜身检查时被洗劫一空。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他本想着冒险从日租界抄近路穿过去，却遇上了日本兵，没了良民证的他被抓到上海虹口一个集中营。“这一拨老老少少300人，老的有60多，最小的就是我。”

　　十多天后，他们300人被日军押上一艘日本运输船。在海上颠簸一个月后，船在日本的门司港口靠岸。“上岸后我们又被押上火车，再转火车，最终到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下井挖煤。”

　　每天清早4点多起床吃点早饭，然后就戴着矿灯、拿着工具、挎着木饭盒进矿，在狭窄的坑道中打眼、放炮，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晚上11点日本工头来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回到工棚。“我们还要扛木材进去支撑坑道，经常前一晚刚支好，第二天就塌了一半，矿井下事故太多了。”由于没有排风设备，坑道中的空气污秽不堪。“回国十几年后，咳嗽时还会咯出黑色带有煤粉的痰。”

　　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住的工棚叫“共荣寮”，日语谐音为“苦难寮”。日本工头给劳工们一一标上编号，凤仪萍是41号。

　　棚里50个人一间，屋里虽有两个煤炉，可即便在零下40度的寒冬也从来不烧，天冷得受不了，工友们只能挤在一起，用毛毯把自己包起来。日复一日在矿井上爬，石头嵌进肉里，皮肤磨烂无药可医，只能看着它刚刚结痂，又重新磨破。每天的食物是胡萝卜、土豆和几粒数得清的米。

　　“大家曾用罢工反抗日本人的暴行，日本工头就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牵到矿井里，不给吃的。”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和残酷毒打，4名中国劳工先后上吊自杀，几十名先后病死、饿死。

　　受难同胞中有两位小学教书先生，他们是劳工70号费度老师和劳工71号山耀良老师，二人都是新四军抗日战士，在执行任务时被抓进集中营。

　　“他们悄悄用小本子记录下先后死亡的难胞姓名。”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有40页厚，藏在工棚的一个木板夹缝中。“两位老师叮嘱我，假如有一天能回到祖国，一定要把这个小本子带回去。”不久后，这两位先生分别惨死在因组织罢工招致的毒打和瓦斯爆炸引起的坑道塌方中，费度在遭受日本工头虐打后悬空吊在布告栏边长达7天。“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工整的字迹留在小本子上。”

　　凤仪萍接下两位先生未完成的工作，偷偷地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者。到1945年10月回国时，小本子上已经记录了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劳工号码。

　　本报通讯员 陈思宇 陈亚新

　　本报记者 蒋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