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人员办诗歌朗诵会 吴晓波:工人阶级一直被漠视(2)

　　工人/诗人/彝人

　　作为鹰的后代，我们远离家乡

　　朗诵会最后一章的主题叫“退着回到故乡”，出自工人唐以洪的诗。打工者的故乡意味着什么？难道就是每年春运遥指的地方吗？

　　身穿民族服装的彝族诗人吉克阿优朗诵着：“我谎称自己依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

　　吉克阿优生于1985年，小时候辍学，放过两年羊，初中时开始写诗，“看我喜欢文学，老师和校长给了我很多书，后来还免去了我的学费。”他曾经迫切地想读大学，但高考临近时母亲去世，却让他觉得“就算考上大学也没有意义了”。他上了中专，被选送到重庆师范大学下面的成人班，后来被派往服装厂“实习”，“本以为是了解生产衣服的各个环节，没想到成了‘职业派遣’，我做了逃兵，学业就算中断了。”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他跑到山东、北京、东莞，变成了没有名字的“外来务工人员”。他做了三年鸭绒填充工。一开始他只想用诗歌表达自己，“每个打工者写诗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只有诗歌才不会辜负我们”。后来他的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打工诗人》杂志上，他欣喜若狂地拿给工友们看，老板似乎不太高兴，和他说“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阿优问他，你懂不懂诗？

　　他渐渐出名，有人叫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彝族打工诗人”。他觉得身上的担子变重，“我感觉有使命，有一百万彝族同胞在外打工，应该帮他们说点什么。如果说谎言比现实更有力量，我们就用文学做出抵抗。”他写漂泊的彝人在天桥上听到乡音(《天桥上的母语》)，写彝族打工者在接触新思想之后反思包办婚姻(小说《索玛花》)，在他的诗行里，被工厂派回乡村招工的人，是现代社会的奴隶主……

　　阿优还办了彝族打工者的文学组织，命名为“飞鹰”。“鹰是彝族的图腾，作为鹰的后代，我们远离家乡。” 他想用诗歌唤回一些失落的东西， “在历史上的战乱里，我的民族曾经为了活命退到大凉山上去，今天，我们为了发展跑下来。这一去一回，有些文化遗失了。”

　　纪录片

　　为工人们的生与死作证

　　大约是2014年春夏之际，“大象微纪录”的创始人吴飞跃，得知吴晓波、秦晓宇正在编辑“工人诗典”。这个纪录片团队一直在寻找好选题，而秦晓宇也想用大众更易接受的方式，让诗和更广泛的人群对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拍摄纪录片。

　　“加入这个项目之前，我并不是诗歌的爱好者。”制片人蔡庆增说，触动他和整个团队的，是工人们笔下的诗歌世界，他们听见了乡愁、疼痛、爱情、希望或者绝望。纪录片的素材是工人和诗，二者都被边缘化了，但他们想拍摄一部离大众更近的片子，叙事和镜头语言都朝此努力。“这部片子应该属于更多的人，属于这群底层诗人所在的那个广大的群体。”

　　收进纪录片里的诗歌，秦晓宇在好诗的基础上，筛选出不那么晦涩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选择哪些诗人，他们应该具有典型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工人，揭示出中国工人的历史命运。当时秦晓宇找过许立志，但是被拒绝了。最终出镜的，包括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失业不久的薄膜厂流水线工人乌鸟鸟、炼钢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建筑工人铁骨、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十四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煤矿工人老井，还有许立志的家人……

　　“很多工人诗人比较内向，他们把最丰富的表达放进作品，在生活中拙于表达，不愿意抛头露面。他们习惯了沉默。记录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秦晓宇表示，“他们的人生中，有日常生活里最震撼你的部分。”

　　秦晓宇还记得在陈年喜家里拍摄的情景。一尘不染的梳妆台上，心形的镜子被陈年喜的妻子擦得锃亮。柜子上摆着他们多年前的结婚照，相框里压着一张日历，上面印着陈年喜的一首诗：我水银一样纯洁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她指指床头，说这就是1997年结婚时用的枕巾。”秦晓宇哽咽着说，他看见了爱情，胜过任何电影里的桥段。

　　摄制组无法忘记许鸿志为弟弟送行的一幕。2014年10月15日，许立志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中。南澳是许立志生前喜欢的地方，另外难言的原因是，按照习俗，自杀者不能归葬祖坟。许鸿志抱着弟弟的骨灰，走过一条狭长、幽暗、旁边坐满卖鱼渔民的通道。夕阳坠落，骨灰飘洒。游鱼的尽头在陆地，青年以海洋为归宿。在海岸边，所有人的泪水决堤。

　　这部尚未完成的纪录片名为《我的诗篇》，预告片已经放在了京东的众筹平台上。摄制组需要以此为后期制作募集一些资金。“我们希望《我的诗篇》能在院线放映，当然这还在漫长的申请中。” 制片人蔡庆增说。

　　2月3日一早，皮村恢复了往日的静寂，只有飞机的轰鸣声掠过天空。工人们纷纷踏上归程，带着有大家签名的《我的诗篇珍藏版纪念册》。头一晚的朗诵会结束后，铁骨请大家吃饭，一开始都很拘束，等到白酒上桌，气氛渐渐自然起来，诗人们轮流朗诵，后来田力站到了桌子上，一首《种玫瑰》回荡在飘雪的夜晚。

　　摄制组的人早晨6点就起床了，继续采访。头一天他们忙到夜里12点，回旅店倒头就睡了。“纪录片完成了90%的拍摄，还有很多后期工作。如果一切顺利，将于今年6月问世。”制片人蔡庆增说。

　　在正午的阳光里，许多一面收拾剧场，一面接受采访。作为新工人艺术团的创办人之一，他经常与来自不同领域、关注工人问题的知识精英合作。他是这次朗诵会的副导演，也是2015年打工春晚的总导演。“今年的打工春晚，我们第一次把诗歌作为一个环节。诗歌是工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个世界，书写的过程同时也是反思的过程。”谈起朗诵会，许多显得比较冷静，“昨天的诗，挺有生活的颗粒感。”他呷了一口烟，继续说，“精英阶层能用这样的立场记录工人的真实状态，很不容易。有人愿意这样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是好事。我们希望一起努力，改变工人的处境。”

　　谈起朗诵会，担任总策划的秦晓宇感到自豪。“众多工人的‘我的诗篇’汇聚为一本书，一次朗诵会，一部电影，它们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史诗与精神史诗，也可视为一部当代中国沉重转型的社会史诗。”面对工人阶级沉重的历史命运，诗歌的力量或许很微小，但秦晓宇的话还是令人难忘——

　　“用诗歌为工人立言，为底层劳动者立志。”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