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谈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

　　全民阅读——这四个字再次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在会后记者招待会上也就此现身说法。想必与此相关,读书活动如春潮一般漫涌开来。这不,就我来说,刚参加完上海、南京的读书会,就作为所谓开奖嘉宾去北京参加“2014中国好书”颁奖晚会节目的录制,回来又参加了在青岛如是书店举行的专题读书会——读书人参加读书会讲读书,再没有比这让人欢喜的事了,简直比忽一下子年轻十岁还让人欢喜。

　　教书、译书、写书、研究书。但我毕竟译书较多,所以在青岛读书会上我首先讲了翻译,讲我译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片山恭一是不是100%“原装”,这里且以村上为例。

　　其实甭说村上,即使“I　love　you”这么再简单不过的短句,翻译起来也一个人一个样。张爱玲大家都知道的,有一次张爱玲的朋友问张爱玲如何翻译“I　love　you”,并告诉她有人翻译成“我爱你”。张说:文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足够了。还有,刘心武有一次问他的学生如何翻译“I　love　you”,有学生脱口而出“我爱你”。刘说:研究红学的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就足够了。再举个外国的例子。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有一次让他的学生翻译“I　love　you”,同样有学生译成“我爱你”。夏目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今宵月色很好”,足矣足矣。

　　怎么样,一个人一个样吧?所谓百分之百等于“I　love　you”的翻译,好像谁都做不到。语境不同,身份不同,笔调不同,译法亦不同。

　　这方面,林语堂有个多少带点儿色情意味的比喻:“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你看你看,穿上丝袜的女人大腿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原来模样嘛!可能有人嫌我啰嗦,一次演讲“互动”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译的村上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吗?”我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非我狡辩,也不但我,任何译者——哪怕再标榜忠实于原作的译者——概莫能外。说白了,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不存在。这是因为,文学翻译属于艺术活动,必有主观能动性参与其间,必有作者本人的文体或语言习惯介入其中。

　　换个说法,我翻译的村上只能是“林家铺子”的村上,不可能是张家铺子、李家铺子的村上。不过,这种既非原作者文体又不是译者文体,或者既非日文翻版又未必是纯正中文的文体缝隙、文体错位,正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价值所在——新的文体由此诞生,原作因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也就是说,翻译必然多少流失原作固有的东西,同时也会为原著增添某种东西。流失的结果,即百分之九十的村上；增添的结果,即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二者相加相除,即百分之一百零五的村上,因而客观上超过了百分之百的村上——这又有什么不好?艺术总在似与不似之间嘛!

　　况且,正因为村上文学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赋予的,所以它已不再是日本文学意义上的村上文学,而成了中国文学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村上就像演员,当他穿上中文戏服演完谢幕下台后,已经很难返回原原本本的自己了。原因在于,返回时的位置同他原来的位置必然有所错位,不可能完全一样。此乃这个世界的法则,任何人都奈何不得。

　　说来也怪,日本当代作家中,还是翻译村上的作品更能让我格外清晰地听到中文日文相互咬合并开始像齿轮一样转动的惬意声响,更能让我真切地觉出两种语言在自己笔下转换生成的实实在在的快感,一如一个老木匠拿起久违的斧头凿子对准散发原木芳香的木板。是的,这就是村上的文体。说夸张些,这样的文体本身即可叩击读者的审美穴位而不屑于依赖故事本身。不无遗憾的是,文体这一艺术似乎被这个只顾急功近利突飞猛进的浮躁的时代冷漠很久了。而我堪可多少引以为自豪的对于现代汉语一个小小的贡献,可能就是用汉语重塑了村上文体,再现了村上的文体之美。或者莫如说,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汉语本身的贡献、翻译的贡献。

　　 □林少华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