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10年拍万幅黑白影像 记录汶川羌区地震前镜像

　　“数年的拍摄，让我的心在不断接受古老羌文明的洗礼中，变得更加平静。没有色彩的夸张，没有做作的造型，没有影像的冲击，只需要一颗平静而充满尊重的心。”中国青年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羌寨：汶川羌区地震前的最后镜像》（以下简称《羌寨》）中，该书作者、成都摄影师徐献如是写道。

　　其实，《羌寨》不仅记录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前的羌族地区风光，还记录了震后数年间的景象。2001年至2012年，徐献几十次前往羌寨，用胶片相机留下上万幅黑白影像，最终结集出版的《羌寨》，比较全面地记录了羌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羌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留下了视觉见证。

　　从审判法庭走向深山羌寨

　　硬精装，近400页，400多张黑白照片——捧起《羌寨》，记者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这部书的作者，却只是业余摄影师。今年48岁的徐献，本职工作是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宣传，拍摄过许多大案、要案的庭审现场。拍摄并最终出版《羌寨》，对他来讲纯属机缘巧合。

　　2001年12月，在朋友的强烈推荐下，徐献驱车前往理县蒲溪寨，首次进入羌族地区。“站在山头上，远远望见坐落在群山中的羌寨，险要的地理位置让我十分惊讶。羌族的建筑、服饰、生活习惯等等很有特点，村民们质朴，容易亲近。”随后几年，徐献又数次前往蒲溪寨，拍摄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羌人生活。

　　2005年，徐献结识了羌族民间学者余永清，开始有计划地在后者的家乡汶川县龙溪乡定点拍摄。徐献相中龙溪乡，是因为这里居住着众多羌族释比，他们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他出发前，还曾参考云南大学编著的关于56个民族的丛书，其中羌族部分的调查同样选点龙溪乡。

　　几年时间里，徐献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几十次前往龙溪乡拍摄。羌寨大多位于高山或半高山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前往大门寨的山路，拐弯处甚至有半个轮子露在悬崖外，短短6公里来回要花7个小时。

　　“扎根”拍摄“无限风光”

　　2008年7月，“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两个月，徐献在成都举办个展《羌地绝影》，开始计划整理出版摄影集，为此又花了几年时间充实、完善部分羌寨的拍摄。不过，直到2014年8月，《羌寨》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增补项目，这部耗时十年的力作才最终得以面世。

　　其实，这部摄影集收录的大量图片，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很难称得上“美观”：只是普通民居和家中陈设；镜头语言的冲击力不足；曝光和对焦不够准确；构图未经精心设计，过多元素拥挤其中，很难把握主题和主体。

　　对于有着20多年“摄龄”的徐献来说，出现这样的状况，自然不是因为技术不过关。“为了尊重拍摄对象，真实记录各种日常生活细节，我大量采用抓拍的方法，影像品质难免有所欠缺。”徐献还表示，“相对作品的艺术价值，我更在乎的是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中国的庄学本、德国的奥古斯特·桑德，是徐献在摄影领域的两位偶像。20世纪上半叶，他们采用纪实摄影手法，分别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德国城乡各阶层人物留影。“他们不仅是摄影师，也是学者。”徐献的羌区摄影深受他们影响，即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长期深入某个特定群体，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民族文化的本质。“扎根”羌族地区数十年，徐献拍得了“无限风光”。“很多拍摄对象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所以总能拍到别人拍不到的东西。比如当地举行民间仪式，就会提前给我打电话。”走进羌民家中，徐献常常受到“挂红”礼遇，有时还受邀在羌民家中过夜，和大家伙品尝咂酒、吃洋芋糍粑。在镜头面前，羌族朋友们无论生产劳作、休闲娱乐、婚丧嫁娶，喜怒哀乐流露都十分自然，看不到矫揉造作的情绪。

　　镜头下的变迁与传承

　　徐献这段行摄之旅，以汶川龙溪寨为重心，辐射到理县、茂县等地羌族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从不同的细节，见证了羌族地区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

　　徐献进入龙溪乡之初，这里还不通手机信号，也没有固定电话。2007年，龙溪乡直台寨村支书陈学平带领村民，花了数月时间修建移动通讯信号塔基脚，终于在当年10月为龙溪乡开通移动通讯。“作为一个普通摄影师，用传统的胶片记录下这个时刻，特别有感触。”徐献感叹道。

　　更多的变迁，发生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说实话，心里感觉挺矛盾。一方面，羌族得到了更多关注，有利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许多传统也面临危机。”徐献的镜头因此更多关注文化的传承。2010年1月，他到茂县拜访羌笛传承人王国亨，老人用质朴的话语讲述了羌笛的由来和发展，并现场吹响悠悠羌笛。让徐献感到欣慰的是，王国亨的儿子也在跟随父亲学习羌笛，希望长大后能继承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