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被攻陷后的大沽炮台:清军官兵尸横满地(图)

　　28岁的菲利斯·比托是意大利裔英国人，1860年盛夏，作为一名随军摄影师，他跟随拥有16800多名士兵的舰队驶往中国一个名叫大沽口的地方，一场侵略战争蓄势待发。在当年，这名年轻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拍摄大沽炮台的摄影师，他拍摄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场面和之后随军进入北京城记录的城市景象，让他的名字永远被载入世界摄影史册。他的作品成为世界上第一组战地新闻摄影影像，也是记录中国历史最珍贵的照片之一。

　　150余年后，菲利斯·比托当年拍摄的一部分影像辗转回到中国，被英国博尔顿大学古旧影像在读博士生王溪收藏。和很多见到这本当年战地影集的人一样，王溪说，当看到大沽炮台的断壁残垣和那些清军尸横满地的惨状，不禁对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岁月唏嘘不已。

　　来到中国前，比托曾在克里米亚半岛拍摄血腥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见证了英军野蛮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用相片记录起义者被镇压的惨景

　　菲利斯·比托是一个传奇人物，不仅因为他的摄影人生在世界摄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与日本歌伎的爱情被后人改编成了电影，他的摄影作品如今则成为欧美拍卖市场的宠儿。

　　王溪向记者展示的菲利斯·比托战地影集收藏于2013年，影集中共有38张蛋白照片，收录有比托1860年在北塘、大沽口拍摄的战时影像，还有雄伟的紫禁城、北海、天坛和北京市井风光，以及记录香港、北京等地的长卷全景影像“拼图”。据了解，蛋白照片出现于19世纪后期，由于制作照片的过程中使用了鸡蛋清混合液涂抹照片纸基，因此被称为蛋白照片。这种照片感光度低、质感细腻，因为没有照片放大技术，因此照片尺寸和底版大小完全相同。相册的空白页用墨水笔写着“爱德华·卡特尼”——此人1855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陆军上尉，并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这本相册最早的主人。

　　王溪介绍，这套影像拍摄的年代正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个时代，大量英国探险者开始探寻西方人“未知”的国家，其中不乏像菲利斯·比托这样的摄影师。来到中国前，比托曾在克里米亚半岛拍摄血腥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见证了英军野蛮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用相片记录起义者被镇压的惨景。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罗杰·芬顿等当时顶尖的摄影家，使得拍摄技艺更为精湛。

　　“在中国时，他为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供稿，在那个年代，摄影的现实感能满足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对于异国风情的渴望。”王溪说。

　　即便没有留住硝烟四起、喊杀声震天的战斗场景，作为记录鸦片战争的重要视觉资料，这些照片仿佛被赋予让时间停滞的力量，让每个看到它的中国人对那段屈辱的历史感到震撼不已

　　王溪总结，从专业角度来说，比托的摄影技术，无论是摄影方式、构图还是内容，都让人们看到他强大的基本功与善于发现世界的视角。

　　在这本相册中，最为珍贵的是7张全景“接片”影像，其中4张展现了北塘以及大沽炮台的全景，让我们在如今依旧能感受到战场恢宏的场面。王溪说，菲利斯·比托时代的全景摄影，最初的灵感来自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巨型全景油画。对比现在，如果你要拍摄某地的全景图像，只要解锁手机，“全景摄影”只是其中的一个简单拍摄选项，但在1860年，却绝非如此简单。

　　那时的摄影师操作湿板相机，只能前后调整拍摄距离，尽可能收纳景物，再将一张张照片拼接在一起，若要每张照片严丝合缝地相接，则非常不易，“在复杂的环境中，全景拍摄还原建筑、景物的全貌十分困难。精准的分段拍摄，当时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控这门技术并形成独特的拍摄风格，比托便是其中之一。”

　　静默的壕沟、残缺的炮台、死亡清军士兵的尸体……在今人看来，这些照片似乎并没有反映战争的“现场实况”，而是记录了战斗后战场的惨状。对此，王溪解释说：“当时湿板法拍摄技术拍摄时感光度低，需要火棉胶、浸银、暗房和帐篷，拍摄显影定影，曝光时间都有限制，不太可能拍摄战斗中的场景。”即便没有留住硝烟四起、喊杀声震天的战斗场景，作为记录鸦片战争的重要视觉资料，这些照片仿佛被赋予让时间停滞的力量，让每个看到它的中国人对那段屈辱的历史感到震撼不已。

　　如今，虽然关于1860年大沽炮台的资料十分有限，但可以这样说，当年大沽炮台的大炮在同时代中并不属于落后水平，炮台的士兵训练有素，然而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一样，炮台并没有挡住敌人进攻的脚步，“事实上，不是输在对方，而是输在自己”

　　这套战地影集中记录的大沽炮台，在天津可谓家喻户晓。自古，作为北京的门户、海防的要塞，大沽炮台扼守津京的战略咽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这座炮台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间。当年，为防止沿海倭寇袭扰，朝廷在此设重兵，在大沽口两岸设置大炮。到了清代，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加强了建设，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与广州虎门炮台遥相呼应，共同拱卫祖国南北大门。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保卫战失利后，清军著名将领僧格林沁奉旨重修炮台，在海河口南北两岸，修建了以“威、镇、海、门、高”为名的5座炮台，寓意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这也是这座炮台建设的鼎盛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大沽口，首先在北塘登陆，包抄大沽炮台，两面夹攻，致使炮台失陷。

　　文史研究者张诚在看到王溪收藏的这套菲利斯·比托战地影像集后评价，这些照片是1860年大沽炮台陷落后的真实写照。如今，虽然关于1860年大沽炮台的资料十分有限，但可以这样说，当年大沽炮台的大炮在同时代中并不属于落后水平，炮台的士兵训练有素，然而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一样，炮台并没有挡住敌人进攻的脚步。“事实上，不是输在对方，而是输在自己。就拿1900年的大沽炮台来说，大炮本身是从德国进口的，安置在圆形轨道上，可以面对大海180度旋转，也可调整仰俯角，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瞄准敌舰。每座炮台距离弹药库都有一段距离，用小铁轨运送弹药，设计十分精巧。炮兵也是训练有素，当年与八国联军作战，有很多炮弹击中敌人。”张诚总结说。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软弱腐败，面对外敌时决策屡屡不力，使得当年固若金汤的炮台为战火毁坏，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外敌铁蹄的践踏，直到今天，这段令民族痛心疾首的往事依旧让人感慨万千。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照片由王溪提供 　天津市档案馆与《城市快报》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