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抗战时四行仓库一战不为“掩护大军西撤”

　　-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并不是以往史书常说的那样是为了“掩护大军西撤”。现年84岁的“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组组长余子道教授，昨天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向本报记者阐述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时空逻辑。他认为，70多年来传播并形成的这种认识，低估了四行仓库一战的意义。这是此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的抗战史新发现之一。

　　背水一战，万人观战

　　1956年来到复旦历史系，至1993年退休，从现代军事史、上海地方史、中日关系史到汉奸成员史，余子道潜心研究中国抗战史数十载。最近20多年，这名退休教授也一直没有离开近现代史研究。

　　问题从质疑开始。在抗战史研究中，谢晋元率部保卫四行仓库的战斗时间，与主力部队撤退时间之间，似乎存在一段“时差”。余子道解释说，据记载，1937年10月26日22时许至27日9时许，陆续有4个连的兵力进入仓库。26日晚，大部分中国守军开始退至上海西部，如虹桥、北新泾、江桥等地。他们从庙行、江湾、五角场等地出发，按照行军速度，可在4小时左右行至沪西，“也就是说，27日清晨五六点钟便可撤完”。可此时，四行仓库还在增兵备战，对“大军西撤”速度已无实际影响。余子道认为，即使掩护西撤，也不是在闸北一带，理应在今中山西路一带，那样至少在退守路线上能对日军有所阻挡。

　　于是，课题组开始小心求证。余子道本人查阅了当时的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新闻资料，一一摘录为卡片。他发现，“掩护大军西撤”最初来自新闻报道，但信源并非官方，而是对事件背景的主观推演，有点“以讹传讹”。

　　之后，他们从军方大事记到人物回忆录，对言证进行了相互校正。结果有二：其一，军中最高指令中并无“掩护西撤”的任务；其二，四行一战后，谢晋元余部所获嘉奖令中也无“掩护西撤”有功的提法。

　　四行仓库，背水一战，别有深意。四行仓库易守难攻，位于苏州河北岸，与南岸公共租界仅隔一座西藏路桥。考证发现，此战期间，苏州河南岸上万人观战，南京路高楼之上也可观战，其中既有老百姓，也有外国人士。当时四行仓库三面被围，日军却久攻不下。“坚持固守，宁死不屈。”余子道说，打这一仗为的是显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高扬民族气节和精神，同时也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当这些目的基本达成，四行守军31日夜奉命撤回，只在突围过桥时牺牲10人左右。

　　当然，历史还有未解之问。比如台湾学者按加强营的编制，认为四行仓库内的战斗人员为452人。但余子道他们核实名单，目前还只能确定420多人。

　　密图野心，昭然若揭

　　余子道倡议设立“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组，不仅牵头复旦、同济、交大、上大、上师大、华东师大、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7家学术单位诸多学者，还与四行仓库、闸北区、金山区文广部门，以及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结成团队，最终获得市委宣传部文化专项立项。

　　在余子道看来，14年的中国抗战，从大陆到台湾涉及两岸三地。为了全面融通地研究这段历史，他与2名课题组副组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张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等一行，专门赴台发掘珍贵史料，还在沪台两地轮流举行淞沪会战学术研讨会。

　　经过“台湾政治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牵线搭桥，余子道等与国民革命军淞沪会战期间“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后人见了面。作为高级将领，陈诚将“八一三”全套军事档案带往岛内。他1965年去世后，档案由其女婿保存家中至今，具有极高历史研究价值。

　　对此，余子道显得极其兴奋。他此行带回的一幅1米见方的精密地图，那是1936年到1937年初，至淞沪之战爆发前几个月，南京政府参谋本部对上海军事状况进行的秘密调查结果。图上标明了日军大大小小80余处军事据点及设施部署。其中包括20多个带有伪装的纱厂，其中建有军火库和小型机场的杨树浦公大纱厂，在淞沪会战中起降日军飞机，成为沪东最重要军事据点之一。“显然，在‘一二八’事变之后5年多时间内，日军发动对上海的侵略战争，经过长期准备，蓄意预谋已久。”

　　陈诚所收藏的档案已全套复制给余子道课题组，连同炸弹、指挥刀等好几箱实物，沉甸甸地被运回上海。余子道介绍，在本月13日完成改造并揭幕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包括那幅精密地图在内的新史料都将首度公开。课题组已参与改建馆的设计方案、陈展大纲等起草，成为抗战纪念场馆的重要学术支撑。

　　根据四年期研究规划，到2017年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之际，课题组将出版近40本系列书籍。其中包括“上海抗战档案资料选编”等基础史料集，包括日、德、美等国报告，以及中外文报纸、当事人回忆录。又如，课题组还将出版30万字篇幅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等专题研究学术著作。此外，还有一部上下分卷、通史性质的上海抗战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