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体模特谈初入行业：裸身煎熬欲吐 灵魂飞走(2)

　　一生最难熬的一个半小时

　　时至今天，中国每年对人体模特的需求量在1000人以上，并逐年增多，人体模特的主要从业人员，虽有变化，但主体依旧是农民、清洁工、保姆甚至“棒棒军”；而对于艺术院校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对各种年龄段的人进行绘画，固定的人群对绘画是有制约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996年5月6日早上9点。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班。

　　20平米的教室墙上贴满了同学们画的老年人的肖像，教室里7名同学，3名男生和4名女生，还有一位马老师，都非常高兴地在门口迎候着小莲的到来。

　　“好好照顾和安抚她，让她继续工作，不要让她走了。”办公室黄老师对马老师一番叮嘱。

　　开始上课了。“这节课是人体课。”马老师说。

　　学生们满怀期待。

　　女班长拿来一块布，并让男生先出去，然后让小莲脱去衣服。“我穿了3件衣服，脱了第一件时，马老师说不行，我脱了第二件，只剩最后一件内衣了，马老师还说不行，要全部脱掉。”小莲如雷轰顶，才知道为什么办公室的黄老师要再三地叮嘱。

　　“不是说画画吗？为什么要脱衣服？”她开始掉泪，她这才明白，人体模特是什么意思。

　　“不行，这样的工作我不做了。”小莲既羞且怕，她全身发烫。她抹着泪，去穿另两件衣服。

　　一场漫长的拉锯，在几位女同学和农村姑娘间展开。小莲拽着自己的衣服要穿，而几位同学恳求她为他们上一堂课，因为没有人体模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上过这堂课了。

　　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时间就这样在小莲胀红的脸和不住的摇头中慢慢流逝。学生们还在不停地请求小莲的帮助，“我该怎么办，这种丢人的事被人知道了怎么办？”小莲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的这种想法。

　　“小莲，求你了，就只上这一堂课，帮帮我们。”班长再次恳求。

　　“好吧，就这一次，我不要钱，就帮你们一次，我马上走。”小莲终于点头了，她觉得这是她做的最坏的一次决定。

　　一切都准备好了，男女同学落坐，开始调色画画。

　　小莲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半小时，她内心煎熬、挣扎。她听着老师叫她摆动作，她很僵硬，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自己，“灵魂都飞了”。身下的衬布被滴答的汗珠湿透，她一直都想呕吐，但她一直忍着。后来，她知道除了心里的恐惧外，还有她从来没有闻过的颜料的味道。

　　本来该再上半个小时的课，看到小莲支持不住，马老师叫小莲可以休息了。

　　小莲穿了15分钟才把衣服穿上。女同学们在旁边安抚她，她开始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走出教室，她又开始不停呕吐。

　　“这是正规工作，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工作，学校也有其他人做这份工作。”老师苦口婆心，并告诉她，这份人体模特的工作是高尚的，因为她是在为艺术献身。

　　一段难以启齿的双面人生

　　已经从事艺术工作的周锋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是不容亵渎的。不论当年还是现在，他们在临摹人体模特时，可以用“心如止水”来形容。一位雕塑家说：“我们4年的大学，有3年是上人体课，根本不会有什么想法，上课、学习、完成学分，或者说已经麻木了……”

　　而1996年的农村姑娘小莲，对人体模特这个行业完全是陌生的。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启齿的职业：羞耻、哭泣、拒绝，直到接受。

　　面前的小兰，40岁，看上去很憔悴，“压力很大，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天打官司”，她禁不住哭起来。她是小莲的姐姐。1997年2月，她在妹妹的介绍下，从一名纺织女工转行为人体模特。

　　20年在昆明打拼，如今，小兰已人到中年，这些年，一家人一直租房子住，出租房就在麻园村附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对面她上班的云南艺术学院。“儿子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就是指着对面的大学告诉他在那里面，儿子还小，他认为他妈在大学里面上班很骄傲。”

　　可是，儿子不知道小兰心里有多苦涩。她和所有孩子的母亲一样，早早起床，为儿子准备早点，送他去上学。然后再跟丈夫说自己要去学校扫地了。学校里8小时的课是安排满的，她要坚持坐8小时，按老师的指点摆出各种姿势，一天8小时，课上下来她可以获得100元的报酬。

　　中午和晚上，她都会和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下班回家到市场买菜，讨价还价，回家做饭，偶尔报怨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总是发作的腰疼病，叫儿子给她捶捶酸痛的背和腿。

　　这些年来，打工的丈夫并不知道她干的是人体模特这一行，因为还有妹妹和侄女和她一样在学校“扫地”，她隐瞒得很好，丈夫并没有任何疑虑。

　　“我告诉我姐，老师说我们是在为艺术献身。”小莲在兄妹中排行老九，小兰是老三。虽然自幼丧父，因为是家里的老小，在小莲的记忆中，她总是能感受到来自母亲、兄长、姐姐温暖贴心的照顾。

　　1996年的这次择业，让小莲为难了。

　　“是个好姑娘，身体条件好，敬业、单纯，好多学生都画过她。”“那个年代需要勇气，这是个有勇气的姑娘。”当年把小莲从人才市场领回来的周锋等7位同学至今都这样评价小莲。

　　第一堂课后，学生们都认为一定要想办法留下这个姑娘，否则，他们将再次面临不能上课的困境。7位同学开始轮流请小莲吃饭，为她打饭。学校的老师们也都来劝小莲留下来。

　　面对这些大学生和大学教授的恳求，小莲心软了。

　　可是，接受了这个职业，来自精神的重压让她喘不过气来。“上课就像行尸走肉，下课不敢出宿舍门，最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一向直言快语、活泼开朗的小莲，变成了另一个人：自闭、不敢抬头看人。3个月里她足不出校——孤单、无助、难过又漫长。她告诉当纺织工的姐姐她在给学校扫地没时间回去看她。

　　3个月里，小莲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时候，做人体模特，一节课是4元钱，一天是16元钱，加上每个月学校发给小莲的150元的固定工资，小莲满足了。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半年后，一直跟三姐称自己在大学扫地的小莲决定跟三姐摊牌，因为学校老师叫她再帮助找几个人体模特。这个当初她认为要隐瞒家人一辈子的职业，她决定让姐姐也来做，“工资能保证生活，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要求。”

　　刚刚失业的纺织女工小兰，就这样和妹妹一样，当上了人体模特。之后，是她们的侄女小芬。

　　她们的固定工资从最开始的每个月150元，1999年涨到了200元，2003年再涨到了每个月300元，一直到现在，固定工资仍是300元。

　　3个女人先后成家，但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干的这一行，这是她们彼此永远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