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寨银行：生态文明的民主试验

小桥头组村民在签署村寨银行协议前再次阅读相关细则。蔡梦吟摄

　　隆冬的一个周末，老君山深处一户简陋的民居里人声鼎沸。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称为组)46户人家聚在一起，参加了“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的启动会。

　　“村寨银行”，在外人看来有些生僻高深，而这些几乎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农民，却能头头是道地解释给你听。“村寨银行，就是村民自己的银行嘛！我们来管，我们说了算；大家都保护大山，大家都有钱发展。”2013年12月初，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此采访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精瘦老者自豪地说。

　　项目的公益资助方——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以下简称“保护团队”)总监邓仪搬了个小板凳，笑眯眯地坐在村民堆里。“村寨银行”就像邓仪的孩子，从无到有，经历了近30年摸索，才成长为国内首个把环保、发展和民主结合在一起的项目模式。

　　“村寨银行”联动环保

　　“村寨银行”是一种公益性社区金融系统，它脱胎于90年代中期在贵州草海实施的小贷模式——“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环境保护的同时发展经济。邓仪在贵州参与了大量村寨基金项目的相关工作，然而随着项目的深入，村民的还贷积极性越来越低。邓仪经过调查，认为问题在于“项目运行主要依赖项目官员的强势介入和监督，而非基于村民自主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

　　2000年，邓仪离开草海，在反思中走过了贵州毕节、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的许多村落，对“村寨基金”的模式不断改良。其中，在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村寨基金”已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营十余年。

　　而在面临草原荒漠化危机的内蒙古阿拉善盟，许多嘎查(盟是内蒙古的地级行政区，嘎查则为行政村)的“村寨基金”项目已顺利开展了9年，在改善了农牧民生计的同时，阿拉善地区草原上的砍伐、过度放牧现象也基本消失。除了在资金配比(阿拉善盟的“村寨基金”为政府、NGO、农户三方共筹，农户筹资的比例往往不到资金总额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而“村寨银行”模式下外来资金不可高于农户筹资，多为1∶1配比)和规则制定等方面有所不同，“村寨基金”在框架上与今天的“村寨银行”大体相似。邓仪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他所在的生态保护团队在阿拉善盟的19个嘎查实施了149个“村寨基金”项目，截至目前，大多数项目仍在运转。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副教授萧今长期关注阿拉善地区的环境保护，也见证了邓仪等人和“村寨基金”、“村寨银行”一路走来的历程。她在《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阿拉善行记》一书中写道：“(阿拉善村寨基金的)这个模式有几个特点。第一，建立了以农牧民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组织，并受到多方监督；第二，由本地农牧民选择可行的生态-生计项目并实施，形成了环保的社会性基础……最后，创造了一个筹资模式，把依赖政府和外援的生态保护转变为自主和自助的行动。”

　　而在云南省丽江市的老君山区，这种模式被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内生于村寨传统的小贷模式——“村寨银行”，使村寨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共同体。其中，公益机构有着明确的资助原则：每户村民机会公平，自愿参与；公益机构出资不得高于村民出资，保证村民的绝对主体地位；由村民对其长期进行自我运作、管理和监督；严格遵守契约，村民一旦破坏环境公益机构便有权撤回资金等。

　　由此，在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46户人家依次在“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了名字，按了手印，上交了林权证。按照协议约定，每户村民入股1000元，46户共计46000元；团队则按1∶1的比例配套注入46000元公益款，小桥头组就这样拥有了9.2万元的项目本金。入股的村民通过公平抽签，平均分3批进行借贷，第一批15户村民可获得6000余元贷款，期限为一年。第一批村民还款后，第二批村民再进行借贷，以此类推。村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发展种养殖业、供孩子上学、盖房、看病等，但不能做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

　　邓仪告诉记者：“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那1000元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时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甚至也会被取消。谁也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机制建立了，村民之间有制衡，就能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

　　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探索

　　回溯以往的环保历程，保护生态和生存发展似乎是一对无解的矛盾。邓仪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云南某县穷急了的山民集体上山砍伐国有林，县长和公安赶到现场试图控制局面，和山民们发生了冲突。情急之下，县长下令向天空鸣枪示警，结果山民吓得大喊：“县长要对老百姓开枪啦！”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和政府的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而那位县长也最终黯然离开了岗位。

　　这还只是众多冲突中的一个案例。在立苴村三岔河组，傈僳族村民、护林员褚学采并不讳言，自己过去经常砍树。“老百姓砍，护林员也砍；别人看见我拉木头出山，我就说这是有人砍树被我发现后没收的木头。”

　　在萧今教授看来，这正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比如山林，有许多拥有者，其中人人都有使用权，但却难以阻止他人使用，资源因此被过度使用。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人人都知道资源将枯竭，但人人对阻止事态的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着事态的恶化。

　　可褚学采觉得这也是生活所迫：“如果有办法，谁不愿意把这青山绿水保存下来？”从老君山外开车驶入石头乡立苴村，要在狭窄起伏的盘山土路上颠簸几十公里、耗时5个多钟头。尽管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村村通公路”的发展目标，但在石头乡，别说公路，许多地方连土路也尚未修通。村民想发展、想和外界建立联系，实在是太难了。褚学采所在的三岔河组，前年才刚通上电，电灯对有的人家而言，仍然是稀罕的物件。

　　“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为了环保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是邓仪常挂在嘴边的话。

　　时代的发展，已经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而在保护团队的许多工作人员心中，“村寨银行与封山育林联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探索。村民们彼此监督，生怕有人因违约砍树而损害了大家的利益。

　　事实上，早在2010年，保护团队就已经在老君山九河乡河源村进行了“村寨银行”的尝试。项目运行至今，仅该村便建立村民小组自然保护地12个，保护森林面积4.45万亩。河源村新房组组长李玉坤说：“现在，护林员不用满山跑，轻轻松松坐在家里或者干干农活儿，就能把山看管得好好的。因为，现在是全村人的眼睛在盯着！”

　　树，暂时是没人砍了。但如何让“村寨银行”的环保模式越走越好，一直是相关专家思考的难点。今年83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象枢老先生，曾多次到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等地考察“村寨基金”、“村寨银行”的发展。谈及这一模式的前景，张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现在来看‘村寨银行’的确比较成功，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合理的、有意义的探索。”

　　他说：“目前，‘村寨银行’还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互助性质的社区金融系统。要从源头上解决‘公地悲剧’，还要扩大资金规模，在产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金融创新。”

　　眼下，张老正在牵头进行一项研究，力图让“村寨银行”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外部资源。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村寨银行”和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建立联系，获得持续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使农民真正脱贫致富。

　　邓仪也承认，“村寨银行”的资金量少，虽然保证了农民家庭简单再生产资金链的不断裂，却无法形成资本。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保护团队也组织村民以类似的模式成立了若干“村寨股份制产业合作社”，以期帮助村民扩大生产、谋求效益。

　　但邓仪同时也强调，“村寨银行”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回忆起村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对“村寨银行”从怀疑到认同的过程时，邓仪说：“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大家保护了环境，更重要的方面是，村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社区的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