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腐败文化：有人一边骂贪官一边找门路(2)

　　“想廉洁”要勇于舍弃

　　波折，这是余天对于自己仕途生涯的一个概括。

　　“其实我算是为‘想廉洁’付出代价的人吧。”余天(应采访者要求为化名)今年58岁，快到退休年龄，这几天刚刚卸下目前任职的一家三星级酒店总经理一职。

　　从“一把手”退居二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有些沮丧，但在余天看来却是“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的自在畅快。

　　曾经的余天可谓是意气风发，令人称羡。大专毕业后，经过十余年的历练，余天进入一家四星级酒店任总经理一职。

　　“一开始，我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面临很多‘抉择’。”回忆起这些往事，余天苦笑了一下，因为他曾经任职的这家四星级酒店地处繁华地段，所以是婚嫁宴请的绝佳地点，“我作为总经理，掌握着各种费用的‘生杀大权’,只要是我一句话很多费用都可以免，这些‘规矩’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但是如果都这么办，我开了‘口子’那就很可能‘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一般都是公事公办”。

　　就这样，在余天看来，酒店在他的经营之下业绩稳步上升，一切井井有条。但与此同时，他也明显感觉到，“‘上面人’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公款吃喝人家不在乎，要是私人宴请我也最多是打个折，但折扣不会很低更不可能免单。诸如婚嫁等场合，也是和老百姓差不多的价格，这样下来，谁能高兴？”余天告诉记者，曾经也有业内的好友劝过自己，“他们开玩笑地说，不要我那么‘革命’,要为自己考虑。但是我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升迁，而去拍那些‘马屁’,牺牲酒店的利益”。

　　2006年，一个“机会”降临。“当时上级找我谈话，让我到省外的欠发达城市协助当地酒店业的发展，两年之后回来不但给予我30万元的奖励还有升迁。”余天说，当时一家三口人还是住的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也需要钱，“最后我接受了任命”。

　　令余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三年半，而在这期间因为有了30万元的保障，妻子把老房子卖掉在远郊换了一间130平方米的房子。

　　“但我回来后，上级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没有兑现30万元的承诺，我也被‘发配’到了现在这家三星级酒店任职。”余天说，当时的境况真的不敢再回想了，“要还房贷，要供儿子上学，压力真的太大了”。

　　对于自己的遭遇，余天至今仍表示有些稀里糊涂，“我从业界的朋友们处得知，大概是因为当时我在四星级酒店的时候不懂得‘为人处世’公事公办得罪了某些领导，所以……”

　　“仕途的波折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想廉洁’为我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余天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不得不说，现在上至中央下至基层都在反腐败，但是潜藏在社会氛围中的这种‘敌视’廉洁、视腐败为正常现象的观念却似乎越来越普遍。”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像原来四川省犍为县的一个县长受贿，但在受审的时候这个县长表示自己是‘不得不受贿’,他说自己也曾忐忑不安地向上级领导请示如何处理别人送来的钱，上级领导说‘既然送了，那就收下吧’,这个县长当时就明白了，上级领导也拿了钱。”任建明表示，“虽然可能会有很多人批评这个县长是在为自己狡辩，但这里面确实反映了很多现实的问题。”

　　如何纠正“笑贫不笑贪”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注意到，且不说一些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岗位，就是一些曾经的清净之地也开始受到这种腐败文化的影响。

　　人称“发死人财”的广州市花都区殡仪馆原馆长黄燕玲，于2004年8月至2008年6月，在购进棺木、火化用品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以货款的10%作为回扣，先后多次收受供货商贿赂共计人民币90.918万元。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更是语出惊人：几乎每个工种都有“利是”收，一天至少几百元。整个行业都这样，吃回扣不能避免，被不被抓得看运气。

　　与此同时，在这种“腐败文化”之下，各类贪腐的托词也应运而生。

　　“我曾经告诉自己，‘水至清则无鱼’。如果我独树一帜，拒绝别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我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上树业绩奔前程了。所以，对熟人、‘朋友’及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我都一一笑纳……”

　　这些话出自四川省原眉山市副市长余治平。2002年至2009年2月，余治平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等21人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受贿赂338.5万元、价值3.7万元的手机一部、住房花园绿化费1.1万元。2010年8月14日，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余治平有期徒刑13年。

　　任建明对记者说，由于“腐败文化”的存在，甚至出现了“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之类的话。也就是说，个别官员看到的就是权力背后可以腐败，可以迅速发家致富，可以换取好处，而这种观念恰恰反映了文化层面，也就是“腐败文化”的存在。

　　“对于目前存在的一边骂贪官一边找门路的现象，我们不要给予过多的分析，因为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任建明说，“需要强调的是，只要有决心，有正确的战略，再加上教育，‘腐败文化’是可以改变的。”

　　一些反腐专家也认为，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下大力气去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去改变那种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腐败文化”，在全体公民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廉政文化氛围，铲除“腐败文化”的滋生土壤。但廉政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建不成的；它还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罗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