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制度之弊反思：城管小贩都是制度受害者

　　大城管来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勇 赵磊 刘德炳 实习生 徐小萍 | 北京、南京、武汉报道

　　●北京练摊事件：9岁女孩遭遇城管执法

　　●南京城管赵阳：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武汉城管革命：没能解决城管执法权限和身份合法性问题

　　●学者唐钧评论：城市管理必须变“行政执法”为“服务”

　　这个夏天，躁动的热浪再度将“城管与摊贩矛盾”这个老问题推向高潮。

　　5月底，延安城管被举报在执法期间殴打一名青年，一名城管人员甚至用脚踩踏青年头部；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冲突中死亡；7月25日，北京男子陪9岁女儿街头“练摊”遭城管围殴；同日，北大毕业生小夏因用手机拍摄南京市南湖街道城管拆违，被强行拖上城管执法车； 8月3日，武汉小贩“诈死”抹黑城管……

　　城管部门自上世纪90年代陆续成立以来，城管执法人员与摊贩、市民的冲突从未间断。

　　今年，湖北武汉掀起一场“城管革命”，城管局“升格”为城管委，权力归并与下放，试图拆解这一困扰城市管理多年的难题。然而，应对“管贩”矛盾，并不是对城管执法人员严加管理就能解决的。如何在城市面貌与小贩生存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被称为“城管深喉”的南京市城管队员赵阳认为，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并提出立法明确小贩“摆摊权”、明确市长是城管第一责任人等“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

　　武汉今年3月起施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并在机制上做出探索创新，但因为城管执法权限和身份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仍未能在全国法律的层面得到解决而收效不如预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城管与生俱来存在三大缺陷：没有条条领导，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服务职责。要使中国的城管走出困境，必须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为“城市管理服务”，弥补上述“三无”缺陷，来个彻头彻尾的根本改革才行。

　　“男子携女儿练摊被城管围殴”？两个版本，各执一词

　　黑色的亲历：一个9岁女孩遭遇城管执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勇 | 北京报道

　　9岁的伊伊(化名)愤怒地踩着脚下的矿泉水瓶，直到踩得扁扁的，并一脚踢到了远处。“这就是城管，我要踩死他们，踢得远远的。”而就在伊伊和爸爸摊位的不远处，一张写着“城管叔叔多支持”的纸片还躺在原地。

　　7月25日晚，伊伊的暑期实践因为和城管爆发冲突而戛然而止。

　　至今，伊伊仍然不愿意和爸爸田予冬回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提起来，我心里就很难受。”在行人拍摄的并不清晰的画面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伊伊在一片混乱中哭喊的尖叫声。

　　一个9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城管叔叔多支持，谢谢！”

　　伊伊的父亲田予冬曾在多家财经媒体任职，现任某书画杂志社的副社长，是个典型的媒体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右肩背着单肩包，左肩挂着单反相机。

　　田予冬的手机屏保是女儿伊伊打乒乓球时的照片。“丫头很可爱。”田予冬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

　　作为“京漂”，田予冬知道自立的重要性，因此，他对女儿的教育也十分强调历练和成长。

　　暂住在什刹海附近的田予冬，傍晚在什刹海散步时，经常看到很多摊贩聚集，他便和女儿商量，让女儿通过摆摊进行暑期锻炼，提高女儿的交际能力。

　　在媒体浸淫多年，田予冬很早就考虑到了城管与摊贩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为此，他用A4纸为伊伊打印了一份说明：“我是小学生，社会实践，挑战自我，快乐假期，城管叔叔多支持，谢谢！”田予冬希望以此得到城管执法人员的谅解。

　　伊伊还用画笔在这张纸上，画下了猫、小女孩等卡通形象，并在旁边写下“世界第一！”

　　7月16日晚，田予冬带着伊伊开始摆摊，并将这张A4纸放在了摊前的醒目位置。他们卖的是一些简单的灯具。

　　从此，伊伊开始“练摊”，并接连几次出摊，一般从晚上8点左右开始，到10点左右结束。其间，没有任何管理人员过来检查和制止。

　　田予冬说，通过这几次摆摊，女儿通过和不同的人交流，性格变得更加开朗起来。

　　7月19日，田予冬离开北京，去新疆参加同学聚会。7月23日回到北京后，又在伊伊的要求下，于次日出摊，这是他们的第5次摆摊。

　　当晚9点半左右，城管执法车路过他们的摊前，停了一下，让田予冬收摊。随后，田予冬就带着伊伊收了摊，执法车在摊前停留了十几秒钟就走了。“本身卖的东西就非常少，所以收摊的速度也很快。”田予冬说。

　　7月25日，又到了平常的出摊时间点，伊伊问田予冬：“爸爸，今晚出摊吧？”田予冬看到女儿兴致正浓，想着即使来了城管，自己收摊便是，就答应了出摊。

　　但正是这次出摊出了事。

　　两个版本的冲突

　　7月25日晚上9时50分，什刹海前海东沿。此时，距离伊伊收摊不到10分钟。

　　据田予冬介绍，当时，他带着女儿准备收摊。这时在摊前的路上，来了三辆车，分别是中巴、皮卡、城管轿车，依次排开。

　　中巴上的人员对着田予冬喊话，让其赶紧收摊。但这个人员并未穿制服。

　　田予冬答道：“收、收，马上收。”

　　但未等田予冬收拾完，中巴上的司机和副驾驶上的人员就下车来到摊前。田予冬看其态度恶劣，而且未着制服，便说：“你没资格管我。”

　　“说完这句话，他们一个拳头就朝我脑袋打过来，从他们下车到我挨打，前后不到15秒。”田予冬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

　　据田予冬介绍，随后，这群人员一拥而上，将其围在摊位后面的墙上进行殴打。在田予冬准备逃脱时，又被另一人员截住。

　　田予冬介绍，在被殴打的过程中，自己全身多处被摁住，动弹不得。其间，他欲拿起小板凳进行还击，也被众执法人员抢下。他承认自己在混乱中咬了其中一个人员的手臂。“但伤的应该不重，因为我就咬了一下就松了。”田予冬说。

　　当时，其中一个人员用手指指着全身被摁住的田予冬，说“你想死啊，你想死啊”。在外围，还有穿着城管制服的人员拿着DV进行录像。一气之下，田予冬咬了这个指着他的手指。

　　“如果不是女儿在场大声的尖叫，我那天晚上的结局真的难以想象，他们还嚷着把我带到办公室，如果真去了那儿，他们不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嘛。”如今想来，田予冬依旧后怕。

　　事后，田予冬在医院检查，结果是多处软组织挫伤。“腰如果坐得久了还痛，脑袋还是疼的，腮帮子都是疼的，都是打的。”田予冬说。

　　8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什刹海风景区综合治理办公室(下称“什刹海综治办”)核实：当天参与执法的人员是西城区城管大队什刹海一分队和什刹海综治办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队。

　　什刹海综治办一位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涉事的三位综治办人员都已经停止工作，在家养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什刹海综治办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了该事件的另一个版本。据他称，当日他不在现场，但据别人转述，冲突现场大致如此：

　　7月25日晚，联合执法队来到田予冬摊前，要求其收摊，但田予冬收摊缓慢，要求执法人员先离开，自己会收摊离开。但执法人员坚持要求监督田予冬收完之后再行离开。之后执法人员来到摊前，田予冬以为执法人员会对其女儿不利，便拿起身边的推车(购物手提式推车)撞向其中一名执法人员，造成这名人员骨折。另有两名人员在冲突中被咬伤。

　　但什刹海综治办未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当天的视频内容，也未允许记者采访“受伤的”三名人员。所以，记者未能对此说法和当事人的伤势与当事人进行核实。

　　不过，田予冬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当时他摆摊的位置位于一面墙前，两边是停放的两辆车，摊前是马路。被执法车堵住，自己活动的空间很小，长度不足两米，根本不具备拿起推车撞向执法人员的空间。

　　“如果视频对他们有利，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公开了视频真相不就一目了然了吗？”田予冬说。

　　而目前在网上流传的一位行人拍摄的视频，由于现场光线黑暗，且视频不停抖动，很难清晰地判断现场田予冬与执法人员的冲突情况。不过在视频中，能够较为明显地听到叫骂声、行人“不要打了”的劝阻声，和伊伊的哭喊尖叫声。

　　“我们现在都不敢管了”

　　7月25日晚上10时许，什刹海前海东沿的冲突散去，伊伊的摊前一片混乱，踩扁的矿泉水瓶被踢向了远处。

　　田予冬首先想到向同行求助。他首先拨打了《法制晚报》和《京华时报》两个同学的电话，但均未接通。之后他拨打了114，查询到了《新京报》的新闻热线。《新京报》记者林某前来采访。“我和林某之前不认识，他也不是网上传的是某报社的副总。”田予冬说。

　　7月27日，《新京报》刊发“北京什刹海练摊事件”的报道。“27日醒来，看到全国各大媒体网站都在转载报道这件事，我知道事情大了。”田予冬说。

　　随后，备受压力的西城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声：经我们初步了解，我区什刹海综合执法人员在清理整治无照商贩时与摆摊的9岁女孩父亲发生冲突，多名执法人员受伤。下午，我们将向社会发布事实经过。小编对发生这样的事深为遗憾。对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会事件，炒作所谓城管暴力执法更认为应予以谴责。

　　“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会事件，炒作所谓城管暴力执法”的说法让田予冬不能接受。在他看来，自己是那么的爱自己的女儿，也没有制造新闻事件的能力和动因去这么做。

　　对于之后网上出现的“新闻碰瓷”、“炒作”的说法，田予冬认为这是“网络水军”作祟。田予冬认为，“炒作”之说可能与7月25日晚的一段“插曲”有关。当晚，冲突散去之后，田予冬在摊前等待前来采访的记者时气愤地说：“明天我还来这儿摆摊，到时找一帮媒体朋友在这儿埋伏着。”

　　田予冬认为，这样的气话可能被执法人员的“线人”知道，并传递了信息出去，但最终传递出去的信息，却是这次的冲突是策划好的。

　　8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先后从什刹海街道办宣传部和西城区政府新闻办了解到，该事件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正在调查之中。但记者询问调查组组长是谁及希望采访时，未能得到明确回复。

　　上述什刹海综治办人员无奈地表示：“你看，一会儿天黑了之后，什刹海到处都是摆摊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现在都不敢管了。”

　　但田予冬认为这是矫枉过正。“你当然需要管，但你要有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城管是一个细致活儿，野蛮人干不好。”

　　7月27日，腾讯实名认证的微博@崔永元-实话实说发表微博：“听到视频中9岁女孩儿的哭声我的心都碎了！孩子，叔叔想告诉你，你看到的只是社会的一面，只是不该让你亲历……”

　　这个夏天，与城管执法相关的事件层出不穷，“北京什刹海练摊事件”与其他众多冲突、矛盾一起，至今还在“城管困局”的大讨论里持续发酵。卖菌学生被城管打伤住进医院、湖南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冲突中不幸身亡、内蒙古的瓜农刀捅城管导致伤亡……近来集中爆发的各类事件，让“城管”成为一个热词。城管究竟怎么了？

　　城管老队员赵阳和他的 《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磊 实习生 徐小萍 | 南京报道

　　在南京，有这样一位“老城管”，他“把职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办‘城管论坛’、开博客、写微博。他很强调，城管的事，不能寄托于一时一策的‘根治性改革’，而应该‘以十年的周期来看’。他有‘野心’，想做的，是影响全国城管领导群体的观念，进而逐步改善城管问题中的诸多细节”。

　　他就是南京市玄武区下属街道大队的城管队员赵阳。赵阳坦承：“跟10多年前相比，城管队伍建设和文明执法程度进步了不少，可城管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却极度恶化。”赵阳想破解这个难题。

　　“城管深喉”点评城管

　　在现在这个岗位上，赵阳已经做了10多年。

　　2002年12月，赵阳在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上创立“城管行政执法之家”——这是全国第一家由城管执法者自主创办的城管专业论坛。10多年来，赵阳利用网络工具，不断曝光各地城管执法丑闻，点评城管事件，引来众多围观和讨论。

　　2009年4月，赵阳把北京城管局内部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翻拍下来发到论坛上，这个“城管秘籍”的帖子引发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想象。他所在的单位为此专门开会进行大讨论，讨论中，仅有一半同事表示支持。这让他一度担心自己饭碗不保。

　　2011年，赵阳在微博上“直播”南京一起拆除违章建筑的执法过程，描述了城管执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而被网络曝光的户主，竟是另一位城管的父母。

　　他被同行称为“叛徒”、“走狗”，但也被网友誉为“城管深喉”、“城管中的鲁迅”。

　　如今，打开赵阳在新浪实名认证的微博@桥上人家，从延安城管踩人事件，到最近的北京男子携女儿练摊被城管围殴事件，他都逐一点评，并不给当事的城管留一点面子。“城管不规范执法被捅死，这下连烈士都评不上，纵做鬼，也不幸福！”

　　“我其实是在走钢丝。”赵阳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作为城管我能做的就两条，第一是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是用自己的知名度去做些调查研究，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只能服从领导的思路”

　　城管暴力执法，摊贩暴力抗法，城管与小贩频频爆发矛盾，让社会各界开始思考并呼吁把城管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早日解开城市管理的死结，重拾公信力。

　　也有人开始怀疑城管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赵阳认为，城管制度不能取消，只能进行改革。他认为，城管问题的根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城管之病”的重要根源是政府制定的城市管理体制和理念存在偏差。

　　在赵阳看来，城管之病首先是“内病”，“外治”的“药方”是解决小贩问题，并严格规范城管队伍，但这些药方仅是治标不治本。矛盾的根源在于，层层考核下，每个城管都背负巨大压力。各地城市忙碌的“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评比工作，普遍存在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脱离实际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对小贩占道经营的考核，往往成为激化“管贩”矛盾的导火索。

　　赵阳曾向媒体剖析了城管与小贩间紧张关系的原因：“比如上级下达任务了，说不能有摊点，但是很难做到的，你怎么办？说是堵疏结合，但一堵就会遇到暴力抗法，压力之下，能不发生粗暴的行为吗？完不成任务，考核就通不过。以我们这里为例，要求不能有摊点的街道，领导下来检查了，发现一个摊点就扣40块钱，我们执法大队的同事一个月最多的扣了五六百块钱。结果是，到了街上(城管和商贩之间)就如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赵阳在微博中质问：“执法者要反思，立法者更要反思，(出现极端事件后)市长是不是要下台？”但他对此也是有心无力：“作为城管，我们只能服从领导的思路。”

　　城管制度之弊不仅重伤了摊贩，也刺痛了城管。针对近期因薪酬不高、身份不定导致的城管上访事件，有舆论指出，城管上访戳了体制软肋。

　　赵阳提醒网民要理性反思。“各地环卫工上访更多，怎么偏偏城管上访就成‘戳了体制软肋’？”他在微博中指出，“是城管法规和小贩过不去，是‘创建文明城市’和小贩过不去，城管和小贩没啥过节。”

　　8月5日下午，赵阳发表博文——《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建议取消各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评比；立法明确小贩“摆摊权”；明确市长是城管第一责任人；限制城管扩权并逐年减负；城管人员以从工商公安等部门选调为主。

　　然而在文末，赵阳还是附上一句：“以上五条，是歪着斧子乱砍，也是无奈中的乱语。”

　　对话赵阳：

　　“城市洁癖”让城管商贩成“天敌”

　　《中国经济周刊》：你个人怎么看《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引发如此之高的网络关注度？

　　赵阳：可能是内容比较实在，将空谈具体化。引起关注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形成了共鸣，而且有可操作性。比如对小贩，我们一直在讲怎样学习国外的城市管理，就是用立法推进疏导城管工作。但堵疏结合已经提了十几二十年，为何堵也没堵好，疏也没疏好，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是立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