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日经济问题致政治混乱 外交成“出气口”(2)

　　政治、社会混乱的根子出在经济

　　社会的闭塞感，说到底是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希望改变，却不知路在何方。日本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药方当然也必须是结构性的。1979年出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当年力排众议，强硬提高利率，虽然造成大量失业与企业破产，但最终拯救了美国经济。日本老百姓希望重温当年经济增长的旧梦，但却无法忍受经济改革带来的痛苦，即便野田不治本的增税，也引来了民众强烈的反对，甚至导致民主党的分裂。民众的这种“偏好”直接影响了政治家的行为。

　　老百姓希望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准，政治家谁都不敢拿社会保障支出开刀，只敢提高社保水平，不敢削减；老百姓希望出行省点钱，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就提出高速公路过路免费；老百姓希望废止核电站，菅直人就随之提出“弃核电”，政治家谁都希望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尽量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在听从老百姓“呼声”的同时，却往往无法抵御现实的反击。税收不增长，债台高筑，这种惠民就好似“打激素”，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让病情加重。不拿社会保障开刀，许诺儿童补贴等政策利好，结果是社保系统濒临崩溃；高速公路免费，加重了财政负担；弃核电，却导致了盛夏停电与被迫节电。每个当首相的，都希望通过民粹来讨好老百姓，却每次都弄巧成拙，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个短命首相，日本的国内政策变得越来越零碎、越来越多变，每一届政府上台，都会提出一大堆的施政方针，但如果在他下台时一一检视的话，就会发现大多还停留在纸面上。在老百姓的眼中，政治家的形象越来越“小”，越来越靠不住，政治家的威信自然也就愈发扫地了。

　　外交成为闭塞感的突破口

　　政治家在国内事务上威信扫地，在外交上表现得强硬、表现得“爱国”，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在国内问题上的失分。

　　社会心理学中有“利己主义归因偏差”说，简单讲，就是对自己的成功往往归因于自身内在的因素，比如能力等等，而失败往往归咎于外界原因或者他人。这种归因偏差，不仅存在于个人，也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因此，当国内社会矛盾难以缓和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将矛盾外化的可能。美国政治家就很善于操纵这种“归因偏差”，将美国失业率的增加归咎于中国便宜产品与人民币汇率。这就是国内矛盾向外释放的一种过程，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民众基于“利己主义归因偏差”，往往相信政治家的这种说辞。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土壤，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而近几年日本鼓吹的“中国海上威胁论”也在国内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国内矛盾向外释放，主要表现在：

　　首先，宣扬民族优越性，鼓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说简单了就是自己一切都好，别人一切都不好。在经济低迷期表现为自卑心理的民族主义，其特征就是强调日本的文化优越性。2006年成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是一个日本文化优越论者，同年藤原正彦撰写的《国家的品格》将日本的武士道等传统文化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半年内狂销200万册，在自卑心理盛行的时候，就是通过重拾传统来重塑自尊，这种重塑的过程就是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

　　其次，外交上强调独赢而非双赢。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主张强硬的势力占据了话语权，任何理性的互惠、双赢都被视为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极端强硬的石原慎太郎不仅四次当选东京都知事，在宣布“购岛”后还获得了十几亿日元的捐款。前原诚司曾在南千岛群岛、钓鱼岛问题上对俄、对华强硬，使其人气蹿高，一直位居“最适任首相”民调前列。有这种先例，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仿效。

　　其三，渲染威胁。日本的军事实力位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其海军更以技术高端闻名。但近几年，日本媒体与政治家们却自我贬损，渲染中国军力增长，鼓吹中国进入西太平洋是“扩大势力范围”，不仅媒体如此，日本高官也常常在阅兵仪式等场合暗示“中国威胁”。当民众感受到外在“威胁”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就会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对当政者而言，就能减轻国内压力。(霍建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