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农村问题关乎国家命运 农民富则国事好办

　　无论怎么看，江苏省吴江市的开弦弓村，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

　　这里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即使从经济上看，它在吴江的地位也不突出，无法与“热门”的华西村、南街村等相比。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中外学者频频造访此地，来的官员、学生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人民公社的前夜，还有一名澳大利亚学者，通过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安排，进入这个村庄调查。

　　围绕开弦弓村的作品也多得“统计不过来”。

　　“大家都是冲着费孝通来的。”很多开弦弓村人都会这么说。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在此考察近两个月。后来他写下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中国这个普通的村庄，随之进入全球学者的视野。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1982年便追随费孝通而来，对开弦弓村展开了持续30年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这里可算是中国第一个探索现代化的村庄，是一个理想的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窗口。”刘豪兴说。他今年72岁，个头不高，满头银发，走起路来像一阵风。

　　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

　　开弦弓村极为平常的一天：

　　早晨6点，村口的集贸市场就热闹起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小吃店、小商店陆续开门，开始一天的营生；接着，带小孩的老人出现在大街上；再接着，一些人钻进茶馆、棋牌室……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刘豪兴带着一拨大学生出现在集贸市场。

　　不时有村民和刘豪兴打招呼，他面带微笑回应着。他也时而和卖东西的人攀谈一阵，并随时掏出本子进行记录。

　　30年来，与人交谈，成为刘豪兴在开弦弓村的日常功课之一。其余的功课则是查阅资料和观察。

　　在这30年中，这位社会学教授掌握了开弦弓村大量的资料。无论提起哪一段历史，他都能说上一通，连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费孝通先生说过，社会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记录、发现和寻找。具体到开弦弓村，就是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农民出路。”刘豪兴说。

　　刘豪兴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1978年，该系负责人要他整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资料，他却被社会学所吸引，一下子“入迷”了。后来，他写了《外国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到系里交差。

　　正是这篇文章，使他与社会学、与开弦弓村有了不解之缘。

　　1979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胡乔木正式为社会学“平反”。此后，中央委托费孝通开展恢复社会学的筹备工作。这一学科，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而被砍掉。

　　次年，首期“社会学讲习班”在北京召开，费孝通主持。复旦大学推荐刘豪兴参加学习。在这次讲习班的学习中，刘豪兴对社会学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也和费孝通结下了师生之谊。

　　费孝通讲第一堂课，课上谈及自己转学社会学的经历。他本学医，是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班学生，后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转学北京，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学医只能为一个个人治病，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刘豪兴清楚地记得，当时费孝通和大家这么说。

　　“我一下子有了责任感。”刘豪兴笑道，“对我来说，经历过动荡的年代后，选择社会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文革”前一年，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开始后，这名年轻教师目睹了整个社会的紊乱。

　　从北京讲习班归来，刘豪兴积极投入社会学系的研究与教学，并参加编写《社会学概论》一书。在此期间，他经常与费孝通保持联系，深为这位前辈学者的魅力所吸引。

　　1981年，“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成立。刘豪兴在费孝通的邀请下，于1982年元旦次日，从上海赶到开弦弓村。从此，他就扎根开弦弓村，并将这个村子作为自己的“第三故乡”。

　　从集贸市场出来后，刘豪兴又张罗大学生到附近的工厂参观。一上午下来，他带大学生参观了5个地方。他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村庄的气息”。

　　好客者有时把他让进屋，给他沏上一杯当地的甜茶。他喝着甜茶，主人又上了一杯薰豆茶。

　　“这里的人太好客了。我都不敢进去喝茶。”说完，他将茶杯中的所有东西吃掉。这是当地的风俗，不把薰豆茶吃掉，意味着轻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