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剖析中国式陋习：国人边谴责边“随大流”(2)

　　制止不文明立法有争辩

　　无论是“航班殴斗”还是“地铁血战”，诱因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皮毛”，如果往回“倒带”，任何一方若能少吐两句诳语、多说两句歉语，事件都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说：“当事人到了检察院无一例外都很后悔。在审理了这么多相似的案件后，我们认为，除了要民众保持遇事冷静外，制止不文明行为，也是减少治安案件甚至是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

　　事实上，对于不文明行为引发的问题，社会各界并非“熟视无睹”。

　　2012年8月，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规定：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比如，两年内5次因不文明行为被处罚者加罚1000元，两年之内有10次不文明违法记录者将被记入诚信体系。在所有处罚中，损坏古树名木处罚额度最重，达50万元。

　　对此，时延安认为，对于不文明的行为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不过，道德的外在强制作用主要靠谴责，而现在环境使然，很多人看到不文明现象，不会去谴责，大多不愿意惹麻烦。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目前阶段，我倾向于运用法律的手段。通过治理不文明的违法行为来树立社会正气。此外，媒体的监督作用也不可或缺，在这方面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当然，媒体在曝光不文明现象时，也应遵守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不过，若立法治理不文明，其中涉及的“何种不文明行为受处罚”、“罚款金额的多少”、“谁来执法”都是民众争议的焦点。

　　“不文明罚款”的提法，也引起了广泛质疑。有网友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说，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缺乏公共精神，而不文明罚款及奖善虽然有着积极价值，但离开了公共精神的提升，无论罚劣还是奖善，都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不过，在规范公民公共行为方面，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探索出很多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较为典型的做法是严格执法，以严厉的处罚约束市民行为。比如，在香港，随地吐痰会被罚款600港元；在新加坡，乱丢垃圾“再犯”的，除罚款外还要穿上特制背心到公共场所强制做清洁劳动。

　　而在中国，围绕文明立法，从来就争议不断。比如，《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中曾规定，乘客不主动让位的，驾驶员、售票员有权劝阻和制止，对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绝其乘坐。不履行义务者，市政主管部门还可处以50元罚款。引发舆论争议后，在条例二审中将罚款等规定去掉了。

　　立法禁止并非唯一选择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则向记者指出，通常不文明行为更多指的是道德层面、个人行为修养，但实际上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原本只是边界的问题，“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区分主要是根据情节、危害的程度这些标准。所谓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边界原本就是处于变动中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实际上就是界分的标准”。

　　“如果加大对文明的促进，通过法律手段应该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王敬波认为，做法实际上就是将一些严重的不文明行为纳入到违法的范畴当中去，“以深圳市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来说，它对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比如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等等，这些行为在道德层面是不文明的行为，但是按照一些城市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和地方的规章，它其实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

　　王敬波说：“将一些严重的不文明行为纳入到违法行为的范畴内，就可以运用法律按照违法的惩处方式进行处理了。这样既有利于对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促进，也有利于对违法行为的惩处，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程度。”

　　不过，王敬波同时强调说，相对于那些轻微的、仅限于不文明范畴的行为，“我不赞成用法律手段进行惩处，因为它毕竟不在法律的范围内。所以如果要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一定是针对已经达到违法程度的行为才可以。所以这里也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能因为社会上发生了很多的不文明行为进而引发了治安案件、违法行为、刑事案件，就无视或突破法律的规定，对一些仅属于不文明行为、不在法律规定内的行为施以法律的处罚，这点是不能走极端的”。

　　在立法之外，王敬波也提到说，目前我国实际上对不文明行为的规范已经有了一些法律规定，“但因为这些行为比较普遍，而且相对来说比较轻微，取证困难，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比较多的难题。法律本身的执行力是一个方面，通过法律引导社会风尚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个人觉得法律的执行非常重要，但它也不是唯一的。我们通过立法鼓励的方式，再通过整个社会文明素质的提高、政府多方的努力，执法行为的有效推进，可能会形成综合的力量，来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促进。文明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法律问题，立法和执法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强化对公民文明素养的推进，尤其是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培养，这可能才能从长远来解决问题”。(赵丽 黄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