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 推动政府转型(2)

　　流动挑战中国

　　——流动中的中国(中篇)

　　滞后之弊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这是温州“7•23”动车事故后，在网络上广为转发和评论的一则微博。中国用30年高速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左右的道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飞奔”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只是，这样前所未有的速度是否超出了预期与承受能力，让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撞击？

　　在经济领域引以为傲的中国速度，在这个高速流动的时代，蕴藏着种种社会忧患。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社会流动的快速度，必然推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旧有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传统观念和价值观都面临巨大的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显示，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由于对社会建设的投入不足，社会结构调整滞后，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报告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著名社会学者陆学艺认为，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没有及时对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实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欠账太多，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突出。

　　前不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中有关“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重庆云阳县是三峡库区移民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自2005年以来，其农村中小学减少近300所，学生减少6.8万人，但因行政命令而撤销的仅有4所，其他均是生源减少而自然“消亡”的。与此同时，城镇学校的学生人数却急剧增长，仅县城中小学在校生就从2005年的2.9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1万人。

　　“这样的人口流动速度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感觉被‘撵着走’，城镇化建设与开放的速度远赶不上流动的速度，确切地说，各地普遍都准备不足。”不少基层干部对半月谈记者坦言。云阳在新县城建设中，学校是按照3万学生的规模建设的，5年前就基本满员了，后来又新建两所学校，并对部分学校进行扩容，但仍然供不应求。

　　对立之痛

　　“为什么一个学生通过奋斗留在美国工作生活，是为美国作贡献，而一个孩子通过奋斗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是抢占了资源？”最近，网络上这样一个疑问击中了很多人的头脑。同样是流动带来的结果，却因为当事人身份地位与现实境遇不同，而被区别对待。

　　无疑，当下的中国已经在快速流动中遭遇结构性“梗阻”：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转型对于流动的需求持续加大，而另一方面，制度的缺位与滞后、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机会的不均等都对流动产生了“反制”，构成紧张的矛盾冲突。

　　实践证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利益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科学的发展需要保证发展的成果被社会群体所共享，以及保障社会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说，当社会弱势群体觉得在发展中不能获得公平的机会，觉得在发展中被制度体系所排斥，或者他们不能获得必要的合法利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机会，这样一种被剥夺感是社会冲突的来源。

　　在这种大流动、大变局的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前所未有，执政者对于社会的整合、管理的难度也是前所未有。在社会转型的压力之下，不少地方还是习惯于“穿新鞋走老路”，将创新社会管理等同于强化社会控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控思维，认为社会越多元化，人口越流动就越要加强控制，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新的组织模式、强力的行政手段，把社会重新由多元整合到单一状态。

　　深圳大运会期间，警方在100天内，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理出深圳。在一些部门眼中，所谓“治安高危人员”其实就是流动人口。发达地区一边享受着农民工的廉价劳力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又利用各种现实的或隐性的壁垒，阻挠外出务工人员融入城市。近年来，珠三角一些城市频繁发生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员冲突的群体性事件，说明这样的对立情绪已在撕裂民间，社会处在一种紧张状态。

　　城镇化和人口大流动对中国下一步的最大考验就是防止出现“城市二元结构”，即：市民是市民，农民工是城市“边缘人”，二者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阶层之间的误读和对立日渐走强。

　　从国外的教训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起飞，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在处理快速城市化的时候，其社会政策出现偏差，没能很好地解决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于是，大量的农民未能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形成地域分割和族群分割的各类贫民窟，成为现代城市各类社会问题的多发地，从而阻断了现代化的进程。

　　支点之缺

　　就业与教育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两大支点。没有充分而稳定的就业，无业失业大学生、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就很难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一些城乡低保户最迫切的希望是政府能提供就业岗位，给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的机会。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说，如果数量庞大的穷人很难通过就业改变生活状况，这是十分危险的。

　　现代社会主导社会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就是教育和因教育获得的技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光伟认为，中国教育的公平性不足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当前，靠读书改变命运似乎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大多数农民工二代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能够通过高考接受重点大学高等教育的凤毛麟角，且就业前景不甚乐观。这些寒门学子，即便是举家砸锅卖铁供其毕业，就业中也面临“陪考”、面试被刷、体检不合格等挫折。

　　“考不上公务员考事业单位，考不进事业单位就想办法去国企，去不了国企去民企，否则只好回家种地或继续父母辈的流动打工。”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吴婧韬认为，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在城市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起点很低且晋升通道狭窄。2012年7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公布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1届全市高职院校毕业生中，有超过50%的学生与流动人口相关(12.7%来自于贫困地区，22.2%来自于西部地区，16.2%来自于民族地区)。尽管这些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高达89.6%，与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基本接近，但其就业输出领域主要集中于“建筑业”(10.5%)、“媒体、信息及通信产业”(8.6%)、“零售商业”(7.7%)等技术一线岗位，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2482元。

　　割裂之伤

　　“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如今，追忆失落的乡村成为一种集体乡愁，相关的文章与影视剧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在某网站的一项调查中，有67%以上的网民认为，自己的故乡已经“沦陷”了。以家为核心衍生的社会网络，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风尚建立的基础，没有家就没有了精神的归属。

　　“对于家乡的记忆，是凝固在物质基础上的共识。而今天高速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原有的城市和乡村文化破坏了。”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认为，以前我们的城市、城镇、乡村都有着鲜明的本土特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其规划和天文地理、生态环境都息息相关，其发展是有生命力和规则的，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观念；如今，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扩建配套的制度设计和科学整体的规划相对滞后，城市变得更加拥堵和混乱，相当一部分乡村也变得日益颓败和凋零。

　　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失，使一些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趋于瓦解，农村不仅是一个“残缺”的社会，也是一个对青壮年没有吸引力的社会。最近，半月谈记者走访西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发现，农村学校中留守儿童比例低的有30%，高的达70%以上，且平均有两年以上没有见过父母。尤值得注意的是，留守儿童出现了“代际传承”，即留守儿童的孩子仍然是留守儿童。

　　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山村，记者碰到不少20岁出头、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怀抱着刚几个月的小孩，他们是过年回乡来照顾孩子的。对于未来，他们说：“最多在家里待一两年，等小孩大点，就留给父母带，然后自己回到城市打工。”

　　“房子拆了、河水臭了、农田废了，还回去做什么？”大批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因为制度性因素融不进城市，同时又因生存和发展逐渐远离乡村。这种大规模、长期的家庭分离，几乎已经持续了两代人，并且还将持续下去。两代人在缺乏父母之爱的环境中长大，对于他们心理、性格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实难估量。

　　大规模流动的浪潮不仅卷走了农村的青壮年，而且让乡村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发生裂变，割裂着乡土社会的根基。社会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一书中，称这种变化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他说，当传统文化机制被破坏，孝道观念便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关系更多是一种理性交换，双方必须互相对等地给予。这一点，“最终埋葬了孝道”。

　　在养老问题上，这一点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过去农村是“养儿防老”，谁要是“孝道有亏”，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就抬不起头来。但现在“儿”进城了，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城乡撕裂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农村留守老人成为“被遗弃的一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成为“回不去的一代”。

　　流动的浪潮不可避免，城镇化的进程不可止步，但如何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城乡文明不至于割裂，在培育新市民文化的同时发育新乡村文明，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