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后遗症”救助试验 京津等地建立免费医疗

　　2013年3月2日，SARS后遗症患者赵利民说自己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铁流

SARS后遗症患者乔宝成夫妇在自己家中。2003年夫妇两人都染病。

SARS后遗症患者邱明月走在大街上。

3月2日，SARS后遗症患者方渤家中，病友们前来聚会。

　　“我们需要救助。”北京的SARS后遗症群体，希望能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十年，政府部门在探索重大突发事件救助体系如何建立。北京、天津等地实现了对SARS后遗症群体的免费治疗。

　　在北京，政府层面的重要举动出现在2005年6月，出台《关于感染SARS并发后遗症人员工作实施细则》。2008年开始，对非因公后遗症患者进行4000元和8000元两档的生活救助。

　　免费医疗的建立

　　SARS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尤其是病愈患者中有后遗症的人群。

　　北京是内地SARS后遗症患者最多的地方，登记在册的有300人左右。登记在册，意味着进入了北京市卫生局免费治疗的名单。

　　2003年8月，卫生部医政司召开有关非典后遗症的专家咨询会。

　　参加了咨询会的骨科专家陈卫衡说，这次会议是政府正式关注非典后遗症的开始。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接触到具体病例。

　　2003年10月卫生部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发文，要求跟踪恢复期患者所出现的生理和心理障碍。

　　那个时期，已经有治愈者感觉到不适。治愈者方渤不适加重后到医院检查，已经是2004年初。

　　当时更多的关注在因公患SARS的医务人员身上。

　　2004年3月，陈卫衡作为北京市卫生局“骨坏死与骨关节病”专家组成员，前往小汤山疗养院，对因公感染的后遗症患者进行筛查和治疗。

　　惠及方渤等非因公患者的，是另外一条线。科技部的863计划。望京医院承担了其中一个研究SARS后遗症的项目。手里有一批资金，陈卫衡向外发布消息，大约30多个病人找到他。

　　靠这笔经费，他们可以免费吃药，但需要缴纳检查的费用。

　　也有其他医院从不同地方拿到了研究经费，对非因公的患者做一些免费筛查。

　　政府层面的重要举动出现在2005年6月，北京市卫生局出台《关于感染SARS并发后遗症人员工作实施细则》，对后遗症患者免费医疗。

　　患者向卫生局提交申请，卫生局确定是否是SARS病人身份，然后组织专家组进行鉴定，通过后，患者名单会通知到定点医院。

　　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及精神抑郁症等都纳入了免费治疗范围。之前发生的治疗后遗症的费用可报销。

　　天津也是类似路径。它的相关规定出台比北京早一些。2004年12月出台，同样是专家集体诊断，相关后遗症患者享受医疗资助。

　　对于2003年患者较多的广东，广东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广东的后遗症情况不严重，没收到SARS康复者的任何诉求。

　　2008年开始，北京市通过红十字会给非因公后遗症患者4000元和8000元两档的生活救助。

　　北京市有的街道也会以帮助困难户的名义，给少数后遗症病人一些补助。

　　在方渤等后遗症比较严重的病人看来，生活发生了不可逆的摧毁，免费医疗还远不够重建。他们希望更多的救助。

　　香港的方式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成功样本。政府注资建立基金，对SARS病亡者家属和后遗症患者进行援助。

　　香港的基金模式

　　香港立法会委员张超雄还记得2003年11月立法会通过政府建立SARS信托基金的情形。当时各党派难得的一致，“没有任何人有反对意见”。张超雄认为，整个香港社会都很同情SARS人群。香港社区主治协会的彭鸿昌也回忆，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做。

　　SARS造成香港1755人感染，299人死亡。当时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提出建立基金。

　　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讨论文件中，提到“在这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提供支援。

　　但同时，政府也明确表示，恩恤金的发放并不代表政府承认法律责任，援助纯属特别和恩恤性质，并会建立非官方的独立委员会。

　　第一次注入资金一亿五千万港币。这笔钱的计算比较确定的，是病故者家属的抚恤金。“病故者家属的恩恤金是一次性支出，容易操作。”基金委员会原主席方津生说。由病人家属提出申请，方津生所在的基金委员会核实资料进行审批。

　　死亡者配偶20万元，受供养子女未满18岁50万元，已满18岁30万元，受供养父母每人30万元，其他不在此类的家庭10万元。这笔支出最终统计是8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