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避免轰轰烈烈原地踏步(2)

　　不能仅凭热情，要有专业化定位 向社会放权要有新改革方式

　　“实际上，向社会放权，也就是给予社会组织独立自主权，给予他们依法行善、依法行使管理社会事业的权力。”

　　在王振耀看来，放权的背后，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社会组织的建立。针对越来越具象的社会服务，政府没有那么多精力全面管理

　　社会组织本身要接过政府让渡的权力，也要做出充分的准备。“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还要靠专业化的服务定位”，王振耀说，“社会组织的服务，是直接对人的服务。”

　　王振耀告诉记者，与企业生产的产品相比，社会产品附加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等因素，因此在服务定位方面，社会组织应比企业做得更好。“一业多会”所带来的竞争局面，同样要求社会组织做好实验及失败的准备。

　　“此外，还需要社会组织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建立现代化的行业化管理治理机构。”王振耀说。

　　“权力交接”双方均需面对的挑战，彰显着这场广泛社会改革的与众不同。

　　“社会改革需要用新的改革方式”，王振耀说，因为它涉及的，是我国民众仍在学习、认知过程中的“公共领域”，“这种改革没有敌对双方，也没有既得利益者，是一种全新的改革逻辑。因此，它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对话、讨论和协商。”

　　虽然社会组织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无法绕开监管环节，但王振耀认为，目前社会组织相关标准的建立，比监管措施的制定更为急迫。

　　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标准，只能通过基于改革共识的多方参与和协商。“我国目前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许多标准，仍然比较粗放”，王振耀表示，如基金会的注册金额、社会组织用于管理费用的比例等，缺少细化、分级管理机制。他说，“这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在合作、妥协、投票表决一系列过程中逐渐完善。”

　　民众，是社会改革的最终受益者，于是，每个人的参与变得不可或缺。除了民众能够享受到社会服务之外，“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将提供大量的社会产品和就业岗位。”正因为这样，王振耀才把这次社会改革看作是一次“社会生产力解放的机遇”。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政府公布了首批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共分五大类257项。其中包括文物保护的辅助性工作、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服务、自然环境监测辅助服务、公共教育成果质量评估等多项民生事项服务。随着社会改革方案的陆续展开，将有更多的省市跟上广东的步伐。

　　“更多配套措施还需尽快出台，因为社会改革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拖延不得。”尽管王振耀对社会改革保持乐观，而言语之中仍带着一丝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