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城管小贩冲突调查:多因暂扣物品引肢体冲突(2)
参与互动(0)记者：在台湾有没有占道经营这样一个说法？
谭台明：都不可以，你如果占道经营他就开罚单，我觉得像城管这些，我不需要去没收你的东西，我就开罚单给你，就不容易造成这种彼此之间的一种对立或者矛盾。
解说：谭老板认为，如果现场直接开张罚单，而不是扣东西，城管就不会和小贩拉扯起冲突。
回顾多起事件 ，的确常常是在暂扣这一环节引发冲突。小贩大多不甘心让城管把东西拿走，双方一拉扯 矛盾就容易升级。延安城管踩头事件就是因为暂扣自行车而引发的。
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的事件也是这样，正是当城管要将 崔英杰的三轮车带走的时候，他刺出了致命的一刀。
公众不禁要问，城管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执法呢？难道没有更合适的办法吗？
王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查验对方的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规定第15条写得非常清楚，只有警察才能对他的居民身份证进行查验。
记者：处罚的时候，你其实都不知道我处罚的这个人他身份是什么？
王成：不知道，我不知道面对的这个人是什么地方的，姓什么叫什么，我怎么开罚单？我开不了罚单。我只有把你的东西扣下来带回去，作为一个抵押让你来拿，作为一个抵押让你去银行交罚款。
解说：由于城管无权查问小贩身份，因此目前各地法规规定的，城管执法程序大多是这样的，先对小贩进行劝告，如果劝告不听的话可以暂扣物品作为抵押，小贩在交纳50到200元罚款后可以领回。然而，不少小贩却根本就不去领，每个城管中队都有几间仓库堆满了无人来领取的物品。
宿立喜(广州市天河南城管执法队 队长)：如果说我们暂扣的物品小于200块钱，经济上来讲就划不来，他就不来处理了。
记者：暂扣的东西领回去之后，你感觉他们是就会不做了，还是说可能很快你又会在街上看到他们？
宿立喜：很快就会看到 ，不会放弃的。
解说：小贩不会因为东西被扣就改行不干，暂扣不但达不到想要的执法效果，还引发了大量冲突。这堆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杂物按法规还得存放半年才能处理。但是，暂扣，的确就是法律赋予城管的唯一刚性手段。
王成：我一暂扣，这个肢体上的接触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一个说，你拿去吧我的车，你拿去处罚我吧，几乎没有。
记者：必须对对方的人身有一定的强制，比如你把他制止？
王成：隔离。
记者：你才能把东西拿走？
王成：没错。
解说：王成实际提到了暂扣这一执法手段的另一层尴尬，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城管可以暂扣小贩物品，但却没有任何人身强制权，这让城管在执法时陷入两难，广州市城管因此还遭遇了一场官司。
今年3月，城管队员敖大挺在执法中和小贩李盛燕发生冲突，冲突中掐住了她的脖子。事后，李盛燕将城管告上法庭认为城管涉嫌行政违法。
隋牧青(李盛燕代理律师)：城管显然没有这种隔离控制权力，没有人身强制权力，这个都是很明显的违法行为。
解说：现场录像显示，最初城管是要求李盛燕离开，但双方在言语中火药味逐渐升级。
当李盛燕扔出一个番石榴后，敖大挺冲上前去，做出了掐脖子的动作。
敖大挺解释说，自己是担心李盛燕再有过激行为，想把她和水果刀隔离开，而李盛燕的代理律师隋牧青则认为这种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城管的权力边界，他表示希望通过这起官司，让城管制度存在的问题得到公众重视。
隋牧青：城管条例我认为，它本身制定得也有一些问题，城管就根本不应该，有这种财产扣押的权力，如果没有人身的这种控制的权力，他根本做不到的。
记者：在这个执法过程中，针对人身的动作难免就会发生？
隋牧青：对，他不仅仅是给小贩容易带来很大的伤害，其实我觉得给城管也容易带来伤害，因为他们这种地位是很尴尬的。
解说：面对这样的尴尬，许多地方的城管也在尝试改变，提出“柔性执法”，有的给小贩送鲜花劝其离开，有的举着各种标语牌沿街走动，还有的队员默默站成一排围观小贩。前段时间，武汉市一名城管在小贩跪倒哀求时，也立刻和他对跪继续劝离，被人们称为“下跪执法”，有人称赞城管的这一跪是人性化的表现，但也有人感叹，当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在街头双双跪下，这个画面定格的恰恰是双方深层的无奈。
记者：当你看到这些手段的时候，你怎么想？
危伟汉：是不是送鲜花或者敲锣打鼓，这个并不代表柔性，柔性是一种态度，一言一行都可以表现出你的态度；另外一个，执法本身它也有刚性的。
记者：这个柔性和刚性是一个什么关系？
危伟汉：这个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能乱，这是刚性的，柔性执法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刚性的目的。如果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守法的意识，柔性执法是可以有效果的，但是往往我们的执法过程，柔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解说：城管认为自己缺乏刚性执法手段，但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赋予城管人身强制权绝不可行，这支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一旦允许他们人身强制会带来更恶劣的后果，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需要第二支警察队伍。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借鉴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未来直接由警察来履行这部分执法任务。
王成：像我们城管，世界各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职能是存在的，它都在警察序列里头，公民的信用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我查验他的身份证，我给他开出罚单，我就没有必要去接触执法相对人的肢体，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都会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解说：冲突的一再发生已经做出提醒，针对小贩问题设计更科学的执法手段已经是当务之急。不过，也有人认为城管和小贩矛盾的根源还不仅仅是执法手段的问题，而是需要重新审视，当前城市管理的理念城市固然需要秩序，但为什么就不能给小贩划出合理的生存空间呢？城市的面子和小贩的肚子难道就不能二者兼顾吗？有网友把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改了改，把街头小贩全部抹去，只留一地鸡毛，命名为《城管来了》，发问道 ：这样的城市，真的好吗？
在城市街头，几乎每个小贩都有过被城管驱逐的经历，为什么明知道每天要和城管打游击，他们还要选择这种生活呢？在延安和广州
我们分别采访了一些小贩。
小贩：我是属于延安市的，我是农村的。
记者：家里还有地吗？
小贩：地退耕还林了，没地了。
小贩：下岗职工，打工没人要。没办法 ，只好出来干一点小本生意。
解说：在延安市，我们遇到的小贩有的来自周边农村，有的是本市的无业居民。而在广州，做小贩的几乎都是外来人口。
记者：你老家哪儿？
小贩：黑龙江，自己又没有什么太多的学历，又没有什么技能，现在在这边上班找工作也比较难，所以说摆个小摊，一个时间上自由一点，再一个方便照顾家里。
小贩：我们就是白天上下班，晚上没事的话，工资太低了，就晚上业余再干一份工，在地铁里面上班，太低工资了，才2000块钱，不包吃不包住。
记者：你哪里人？
小贩：开封。人都是想往高处走吧，因为这边嘛毕竟节奏快一点，就业环境肯定会大一点。
记者：你觉得这种小摊到底该不该管？
小贩：也没有什么完全应该或者完全不应该，最起码各有各的难处，他来管你，他肯定他有他的难处，他有他的工作。
记者：那怎么办？
小贩：这个说句实话，作为我，我要是能解决，我就不在这儿卖炒粉了。
解说：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不时会有人来买东西。在不少居民看来，小贩也是靠劳动自食其力，虽然的确也存在食品安全、阻塞交通等等问题，但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规范管理，而不是一刀切地，以影响市容为由来取缔。但现在人们除了看到城管驱赶小贩，似乎看不到什么其它的管理。
记者：当城管对摊贩从市容角度进行管理的时候，其它部门还来不来管？
王成：工商只管发了营业执照的，没有发营业执照的它不负责管理，食品卫生同样也有这样的规定，对无证的摊贩 同样它也不负责管理。
记者：要和无证摊贩发生关联的，是不是只有你们城管？
王成：没错，只有城管。
解说：为什么只有城管来管小贩？就要说到城管部门的由来。80年代，城建、交通、工商、质检、环卫等多个部门都在对小贩执法，多头执法导致了效率低下，重复处罚、相互推诿等各种乱象，当时有一句俗话说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因此，1997年国务院开始推行改革试点，将多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委托一个部门来完成，这个应运而生的新部门就是城管。
改革的本意是节约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但落到现实中却出现了偏差。去年江西广丰市城管局长周亚鹰出了一本书叫《我是城管》，书中说：城管部门极像一个电脑回收站，其它单位和部门，不愿管的事推给城管，管不了的事踢给城管，城市里新出现的没有利益的工作交给城管，各地城管部门的工作任务往往多达几百项，其中不少都涉及尖锐的社会矛盾。例如拆除违章建设、清理非法广告、查处无证养犬等等。
危伟汉：有句俗话说，城管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个别地方还把城管作为一个地方工作的基本的手段、基本的队伍 ，包括去强拆、去征地等等这些。
记者：把不好干、容易有矛盾的事情都往城管这个筐里装。
危伟汉：我们交流，很多城市的(城管)局长们也有这个看法，希望国家这个层面进行立法、规范城市管理的行为，又对我们城市管理的对象有一定的界定，这样的话将来这种矛盾就会减少。
解说：城管管什么不是由国家立法界定，而是取决于地方政府意志，因此各地城管的职能并不统一。不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承担着管小贩的任务，按道理说，城管只负责执法，各个部门仍然要履行管理职能，但自从有了城管，其它部门实际上对小贩就放手不管了，只剩下城管依据各地制定的《市容管理条例》去处罚，这种管法给公众的印象就是管小贩仅仅是为了城市的面子。
王成：管理和执法是分不开的，所有的事情应该是许可、管理、执法。记者：连贯的，不是说我去执法，前面就可以不要管理。
王成：没错，也就是说管理部分缺失。
解说：国务院1992年颁布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但是，却从来没有哪条法律明确地说过流动摊贩是否可以申请经营执照，工商部门也没有开放过对流动摊贩的审批许可。直到2011年，新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条例》里增加了这么一条“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这是我国工商方面的法律首次提到流动摊贩，但是，至今还没有哪个地方政府对流动摊贩的合法性问题做出界定，工商部门也仍然几乎不介入对小贩的管理。
对于这种状态，社会舆论一直有批评，不少人提出与其追着小贩到处跑，不如放开一定空间允许他们摆卖。近年来有的城市开始了这种尝试，广州的做法是主干道严禁、内街内巷适度放开，并设立一些允许集中摆卖的疏导点，目前这样的疏导点在全市已有124个，30万小贩中，有5万人进入了疏导点。但是，城管部门觉得这个办法只能缓解一定压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危伟汉：我们尽可能地调动一切资源能够找到一些区域安排小贩，但是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说完全满足所有小贩的要求。
解说：疏导点一是容量有限，二是位置一般都相对偏远，多数小贩还是愿意在人流量大的干道上摆卖。此外，疏导点的管理也仍然处于残缺状态。
危伟汉：疏导区里面毕竟不是在工商登记过，在有关部门监管下的经营行为，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的管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小贩的问题还不光是城管和小贩的。
记者：你们也迫切地感觉到不能只从市容角度来管理它？
危伟汉：不能再拖了，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会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包括就业渠道、社会福利的保障，这些前端的管理如果不充分的话，管理末梢就会充分地体现这种社会管理的矛盾。
记者：你们是处在最后管理的一个末梢位置。
危伟汉：是，最后一关了嘛。要重视和考虑这群人，考虑这个群体，否则的话 ，这种矛盾冲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记者：街头摆摊，在小贩看来是自己选择的谋生方式，而在城管看来 这就是他们要管理的违规行为，在有的市民看来，街头的小摊意味着买东西方便便宜，但也有市民认为，这的确妨碍到了自己的生活。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常态，一座城市里并存着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求，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会再有这么多人选择以摆摊的方式来谋生。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城管和小贩还会每天在街头相遇。
宿立喜(广州市天河南城管执法队 队长)：你像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在一些小环节上没有解决好，没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然后发酵就爆发，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一定正确。
解说：宿立喜是广州市天河南城管执法队队长，他管辖的天河南路是整个广州的中轴线小贩最密集的地区，在很多问题难以短期解决的现状下，这位队长有自己的一套工作之道。
记者：你们是平时一贯地都会保持一个执法力度，还是说，比如说我碰到有检查的时候，比如说要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这个时候我会格外地严格一些？
宿立喜：平时我们就保持一定的度，检查的时候就标准要高一点，这个小贩应该也会有感觉，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高度统一。
记者：怎么讲？
宿立喜：就是说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了，作为小贩来讲，我给你面子了，你下次不检查的时候要放我一马。
记者：会有一点默契是吗？
宿立喜：有时候默契。
记者：有检查，有时候也会跟他们有一些沟通是吗？
宿立喜：这个信息的传递非常快嘛，很快就有人知道了。
记者：小贩给了你们这个面子，那在平时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宿立喜：队员也有这种情况。
记者：您说得很含蓄。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很多人形容你们和小贩的关系是用那个动画片叫《猫和老鼠》，每天都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宿立喜：但是猫和老鼠也很有意思，他知道老鼠的职责，我知道猫的职责。有时候也得心知肚明地上演着这种游戏。那你来了我就走，我不能不走，不走我就被抓，抓了以后就罚200块钱，作为我来讲，我来了你怎么还不走呢？你就跑，我就追一下，你走了城市的环境保持了也就这样了。
记者：猫追老鼠就是要追，不要硬碰硬。
宿立喜：也不能追得太快，追了以后万一发生车辆事故怎么办？又一个小问题引发一个大问题。
记者：您刚才讲的这个，其实也是你们这么多年一个真实的工作之道了。
宿立喜：这是个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又要保持环境，还要给他饭吃，就跟那个杂技运动员一样，要玩五六个球，要是偏了，你就会演砸了。
记者：杂技这个演员要是演砸了，也就是球掉地上了，你们这要演砸了？
宿立喜：那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是太严了，当他没有钱赚，没有饭吃的时候，这种激烈的碰撞就会表现出来，操作不好就导致群体性的事件，不光是管不好城市，而且还给政府添乱。
记者：担不担心你的这种态度，在有的人会理解为得过且过？
宿立喜：他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没办法，我感觉这是个大智慧和小智慧的问题，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自己应有的东西，大家都平衡地存在着不就是一种和谐吗？
解说：细看城管和小贩的矛盾，许多复杂的问题纠结其中，每一次街头的冲突都是这些问题积聚到末端的一次爆发。
这些问题并非一日形成，期待短时间就彻底解决并不现实。但是，每一次冲突事件都在提醒，在城管和小贩在街头遭遇之前有很多事情应该去做，可以去做。
>相关新闻：
>国内新闻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