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媒体和学界并未理解我和杨小凯争论什么(2)

　　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职业来建立，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追思会后的晚宴上，历史学家朱学勤端起酒杯，讲了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与正在澳大利亚教书的杨小凯同在哈佛访学。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间因写大字报而入狱的风云人物。见到杨小凯后，此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没有战斗力。”

　　杨小凯笑了笑，没有反驳。他后来与朱学勤到查尔斯河边散步，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少人，大多数都冻结在那个时代了，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够走出来。”

　　那个时候的杨小凯已经醉心学术，经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逛一次超级市场也被他视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与学生见面打招呼时，他总是说，“模型怎么样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杨向朱学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之艰苦，“要比坐10年牢还难”。朱便问他，以他的经历，为什么出国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投身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政论家或者社会活动者。

　　杨小凯的回答让朱学勤在多年后仍难以忘怀：“他说，我反对那种灭了所有的职业，只剩下自己一种职业的社会活动者。我们应该用能在社会里站住脚的经历去建立公信力，再去争取民主法治。怎么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可以说，小凯很早就有了对专业主义的认识，完成了革命者的转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走得这么远。”朱学勤说。

　　但另一方面，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杨小凯还始终保有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习惯于“反潮流”，但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与杨在美国共同学习过的一位老友曾经以为，杨小凯已经决定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的学生张永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摆放着和杨小凯的黑白合影。张永生说，每一次和老师谈话，“他都会提到中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杨小凯专门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做学生的院外导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学说致力于解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而杨认为这对于解释中国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发信向系主任请假，并在邮件中请教了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两个相关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又试图将中国土地问题纳入经济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释。

　　“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张永生说。

　　或许正因如此，杨小凯多年来总是试图在专业主义与公共关怀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1985年，他与当时同在美国读书的钱颖一等人筹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并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杨小凯结识了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的林毅夫。

　　后来被视为“论敌”的两人，其实相当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过人天资。1990年，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韦森赴澳读博时曾到杨小凯办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记得，杨小凯专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装订好的博士论文，作者正是林毅夫，“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规范。你可以好好参考。”事实上，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追思会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林是少数几位从头到尾完整参加而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之一。

　　这两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出国前夕，杨小凯加入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并曾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他们会见邹至庄等见证台湾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起点同样是农村改革。他1987年归国，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

　　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杨小凯2001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屡屡被人提及。当时在现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杨小凯的经济学家，“瘦弱，有些苍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的时代，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有可能失败。”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杨小凯引用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一个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后发优势”最著名的信奉者当然是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他作出了中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在2015年赶上美国的判断。

　　留学归国后的体制内经验，让林毅夫成为一个务实的政策研究者，他不再毫无保留地信奉他曾投身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以相信自由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自我调节力量闻名于世。

　　1988年是他学术立场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一年。那一年，他参与讨论治理通货膨胀，“当时直接用了停项目、砍投资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面对的现实条件不一样，最优选择也就不一样。如果照搬从美国学的方法，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怎么办，国防安全又怎么办？”

　　林毅夫称这种学术思维转变为“顿悟”。“有多少人亲自参与过改革决策的讨论，又有多少人真正去面对过这个过程？”他强调，自己也是“去西天取过经的人”，“但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但我终于发现，这样的‘真经’并不存在。”

　　因此，林毅夫对杨小凯演讲观点的反驳丝毫不令人奇怪。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式的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以推行“休克疗法”并发生经济动荡的前苏联与东欧为例解释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像杨文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专门将反驳文章寄给杨小凯，并收到了回应文章。杨小凯写下一些相当严厉的批评：“林文强调渐进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2002年，两人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当年春季的《经济学（季刊）》上。这本学术期刊由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林毅夫是该中心主任。

　　这场论辩发生后不久，杨小凯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2004年7月，杨小凯去世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悼念座谈会，主办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发言中说道：“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