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媒体和学界并未理解我和杨小凯争论什么(3)

　　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

　　在杨小凯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获得了更大的声望，也承受了更多的非议。

　　他常被称为“最被主流接受的经济学家”。这一评价既是他所拥有影响力的证明，也成为他遭遇批评的原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评者们持有质疑态度的关键所在。

　　“人的经历对他的专业思想和公共关怀有太大影响了。林毅夫偷渡过来投奔大陆的时候，杨小凯刚刚结束10年牢狱之灾，他们的观点怎么可能没有分歧，怎么可能取得一致看法呢？”朱学勤如此评价杨林之争。

　　“他的学术观点频遭白眼，他关于中国经济可以高速发展30年的乐观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公众那里都难以引起共鸣。”一篇题为《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今年的杨小凯追思会后，林毅夫的发言全文被财经类网站转载，结果评论中出现大量激烈意见，他对于“有为政府”的强调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再一次让他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些观点转达给林毅夫，并告诉他有人称其为“屁股决定脑袋”时，林看上去并不吃惊。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贴上了‘政府派’的标签，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又是不是严谨。我的看法的确有很多是和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说的，还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说的？我是不是从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贯？别人的评价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仍然保持着一贯温和的语气，但显然，他并不认同那样的指控，“而且说我不批评政府，这也不对吧？”

　　他所举出的反例之一发生在2012年。当时，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在谈论“如何将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而刚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却认为，中国仍需以投资拉动为主，“我几乎是唯一坚持的人了，如果是‘亲政府’，我不该这样子啊，不该顶牛的。”

　　“我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从他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经济学家华生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是为数不多表示“在承认后发优势占据主导这个问题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学者。

　　“我也被人骂过‘投机’，用不着辩解，这太正常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舆论倾向，你在中国离开官方语境说话可能是更有市场的，但在印度你这么说话也许就没有市场。你坚持自己的观点，跟时髦的说法不太一样，难免会有被冷落，被排挤，被抨击的时候。关键在于你的观点能否在学术上立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华生说。

　　几天前，华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的长文。他的观察角度颇为独特：“后发劣势并非小凯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创，现在却好像成了小凯的主要成果和遗产……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将此现象视为中国知识界对于改革问题的一种投射，“为什么都热心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头脑里早就先入为主有了一个观点，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认识。”

　　不久之前，经济学家韦森出版了自己的新书《重读哈耶克》。在书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写哈耶克与凯恩斯有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论战。“这很契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韦森说，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反驳好友林毅夫，里面不乏“非常尖锐的批评”。

　　“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作为追思会的主办者，韦森在现场这样总结道，“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

　　上海的追思会结束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以“论战”为主题的报道。只不过，林毅夫这一次的对手，从杨小凯变成了张维迎。

　　一段19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追思会上这场辩论的全过程。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三人从左至右并排坐在长桌前依次发言。这种左中右的排序，恰巧与他们在思想光谱上被公认的立场相反。

　　这并不是一次预先安排的交锋，更准确的事实是，在政府到底该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如何作为这一话题上，张维迎与林毅夫的发言内容天然形成了某种对抗。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用亚当·斯密的话表达自己对于政府的认识。林毅夫则相信，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会后，关于这场辩论的评价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位在场的中生代学者表达了失望之情，他认为其中的含金量并不令人满意，“在学术上没有深入进去，就像是给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辩贴上了一个中国标签”。

　　但另一些人则从中读出了意味。“本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闷声发大财的阶段，因此杨林之争的实质还是学术层面的专业讨论。”作为中国改革的长期观察者，记者卢跃刚发现，“当中国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自负的情绪和迷茫的情绪都有，整个社会在进行话语争夺。十几年后，我们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林张之辩。”

　　在北京一家咖啡厅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张维迎转达了这些评价。“我同意卢跃刚所说的。”这位以发言直率著称的经济学家抬起头，他刚刚旅行归来，皮肤晒得黝黑，而标志性的白发也愈发明显。

　　张维迎说，这些年来，他很担心那种自负的论调，“以前要改革的东西，现在是不是能变成别人学习的模式了？”他记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官员“还比较谦虚，总抱着学习的态度”，结果2009年过去后，“不一样了，有些人变得很傲慢，以前是学生，现在却开始想当老师”。

　　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人替代杨小凯的角色，而他愿意成为那个人。“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我们真的不能说改革已经成功了。如果小凯所说的那些制度扭曲不解决，我们这个大厦永远都是在沙滩上。”

　　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记得他与林毅夫在杨小凯追思会上相互传递话筒针锋相对的时刻——就像他们在1995年争论国企改革是否需要产权明晰，在2009年争论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否需要反思，这些争论都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但让张维迎感到失落的是，尽管看起来他的观点总能在知识界获得更多支持，却很难赢得官方政策的回应，“许多官员退休了才开始认同我的观点”。

　　张维迎举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茶。他想起一个比喻，“所以我才觉得小凯的观点更重要，这就像一个人在富裕起来以后，真正担心的是营养过剩，而不是营养不良”。

　　这是一个相当有感染力的观点。这意味着，作为杨小凯和张维迎的对手，林毅夫必须面对一个额外的挑战——他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有没有可能为不愿意推动政府改革的保守派官员提供理论基础？不久前，一篇持有这一观点的评论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题目叫《危险的林毅夫》。

　　面对这些反对观点，林毅夫用“虽千万人吾往矣”表达自己的坚持：“学者不是政治家，不能因为‘可能’需要过正才能矫枉而去提出一个不正确的理论。要不然等这些观点变成社会思潮时，社会的变革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前苏联、东欧、北非的例子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学者该做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其他的。这也是我当初和小凯、维迎辩论的动因。”

　　“从绩效来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太相信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他又一次谈起自己的这一学术判断，像是沉浸在某种不动声色的热情里，“我不能说我说的就对，对于中国问题，我和小凯都是瞎子摸象，但是如果我摸到的和他不一样，当然不能完全赞成他。”

　　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几个月前，林毅夫受邀参加了一场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他演讲的主题围绕“后发优势”与国家现代化展开。

　　2001年的那个冬天，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杨小凯阐释中国“后发劣势”的起点，正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末洋务运动开始。

　　林毅夫的办公室位于北大东北角的朗润园，那里曾经的主人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提倡“自强”的道光皇帝第六子奕。

　　“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一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这样写道。

　　杨小凯的学生、澳门大学教授孙广振也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谈道：“这个‘技术与制度’之间鱼和熊掌如何取舍，以及取舍时机问题的说法，对于理解过去一百年来的某些重大论战，颇有帮助。”

　　某种意义上，杨小凯与林毅夫这样的当代经济学家，正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致力于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为国家效力。中国的未来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改革路径选择的思想交锋中，究竟哪种阐释更占上风。

　　今年，林毅夫《中国的奇迹》一书即将再版，杨小凯的经济学全集也马上就要问世。不久之后，人们将会再次打量他们各自的思想火花。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上，杨小凯与他的对手重逢。（林衍 实习生 赵雅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