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变“毕剩客” 蜗居28元一晚小旅社(图)(2)

　　毕业季将至的上午，隔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轻人背着双肩包，提着编织袋走进“携职”

　　5年前，“携职”从小巷子搬到了商业区，“左邻”是浙江省商务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广场，“右舍”是支付宝大厦。夹在中间的小楼看上去并不起眼，却塞满了年轻人的梦。

　　“携职”的上午很安静。雨下下停停，但光线还是透过老式的大玻璃窗，照亮前厅的公共区域。

　　那里摆着柔软宽阔的沙发和巨大的液晶电视机。桌上有几盆毛茸茸的人造绿植，饮水机的纯净水可以免费饮用，Wi-Fi信号覆盖整个楼层。

　　正当何文杰的希望一点点沉没之时，1993年出生的史宋婷却沉浸在憧憬之中。

　　上午，她多赖了一会儿床才爬起来，然后步伐轻快地穿过走廊，“出门逛逛”。

　　在重庆师范大学学了4年“媒体后期制作”后，这个想离家近一点的浙江姑娘刚一到杭州就收获了两个工作机会。

　　为此，她特意做了一番比较。在收入相当的情况下，小公司能马上去上班，但大集团“华数传媒”更有吸引力。只不过在面试之后，她还需要等待最后的录用通知。

　　“应该差不多。”史宋婷住进“携职”等消息。与此同时，她在愿意录用她的公司实习。偶尔能请半天假，“放松放松”。

　　她住在旅社的“当当网”房间。隔壁是“小米”，对面是“百度”，都是年轻人最想去的企业。

　　“当当网已经out啦！”史宋婷出门后，和她同住一间的“张姐”一脸不屑地甩着长发，晃着手指头，计算“旅馆里的几类人”。

　　根据她“几天来的观察”，“携职”里大多数年轻人是来找工作的，小部分是单位派来接受培训的，还有零星的“背包客”和“搞学习”的。

　　1983年出生的“张姐”说，自己原本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当高管，因为和老板闹翻，职位丢了，单位给租的公寓也没了，可她总想回去上班，“一直在等消息”，足足等了大半年。

　　“住携职不是为了省钱，是住酒店太孤单了，我喜欢热闹点。”她穿着一件洗得几乎半透明的旧睡裙，趿拉着塑料拖鞋，趁屋里没人凑近窗户，点燃一根香烟。

　　她的手指甲染得绯红，3双超过7厘米的高跟鞋散乱地排在床下，“饿了就泡面”，晚上偶尔出门。

　　史宋婷曾充满忧虑地问她“老家的孩子谁带”。“其实没孩子，编出来骗骗她们。”张姐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同宿的几个女孩其实也并不在意她的故事，一个早出晚归地旅行，一个天天培训，一个等待工作。人都在屋里，就聊聊天，偶尔共用一个吹风机，但出了旅社，谁都不认为彼此还会有交集。

　　只差3岁，张姐就住不进这家旅社了。毕业季将至的上午，隔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轻人背着双肩包，提着编织袋走进“携职”，掏出学生证或毕业证，“第一晚免费”。

　　一个中年男人刚问了几句价格，就被明确告知：“35岁以上，恕不接待。”

　　在“管家”徐玉娟看来，保持年轻人的生活氛围很重要，大家一起奋斗，能够互相激励，“因为找工作确实不容易”。

　　几年前，一个住在旅社的姑娘，一心想到“九阳”工作。她不断投简历、打电话，却没收到企业任何回复，姑娘失望之下病倒了。病刚好，她又爬起来找上门去，买烟贿赂保安，哭着求人力资源主管给个机会，“基层工人也行，一线卖场推销也行”。

　　还有个人称“六次哥”的小伙子，几年间已经换了6次工作，每次想跳槽或“被失业”都会回到“携职”暂住。看见新进来的大学生，他会拍着胸脯，自称“老油条”，给人介绍经验。旅社员工都对他很熟悉，最近还听说，“‘六次哥’要再一次出发了”。

　　“这里最多的还是陌生环境里抱团取暖的友情！”温少波金色的眼镜框和手表带闪闪发亮。说话时他语速很快，几乎不停顿，“奋斗”、“梦想”、“正能量”等词出现频率很高。

　　2009年冬天，严寒侵袭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杭州的雪下得火车都不开了”。温少波找到人才市场一个主任，表示想用200个床位，免费接待回不了家的大学生。

　　“你个民营小旅馆想干吗？！”温少波回忆，自己被保安赶出门，一头栽进漫天的大雪里。他很不服气，“就是要做得更好，有天这个主任退休了，请他来当顾问！”

　　一个小伙子总是等前台下班之后悄悄混进来，找个空床睡下，又在清晨她上班前溜走

　　小厨房里飘出饭香，徐玉娟端起碗，一边瞟着台湾综艺节目，一边念叨着携职里的年轻人。“张姐”也撕开一包方便米线，冲进热水，懒懒地窝进沙发里。

　　前台边的大窗前有个两米多高的货架，上面是饮料零食、毛巾牙刷。徐玉娟和两个前台小伙子一下班，这个货架就处在“全面开放、无人看管”的状态，但“从来没少过一毛钱东西”。

　　每天早晨，徐玉娟和同事都会在柜台上看到一堆零钱，用来登记出货的本子也会被添上新的记录：“某某，一瓶可口可乐”、“某房间靠窗下铺，一卷卫生纸”或者“一包蚕豆，明天来结”。

　　“赊账”也会发生。徐玉娟清楚记得，半年前，有个男生一直没找到工作，房费欠了一千多元后，他悄悄离开。

　　在用“携职”微信公众账号发信息时，徐玉娟没提名字，只是略带伤感地说了一句“至少跟我道声再见”。她没想到，两个多月后，男孩回来，用第一个月工资付清了全部费用。

　　还有一次，她偶然发现一个小伙子，总是等她下班之后悄悄混进来，找个空床睡下，又在清晨她上班前溜走。她实在不忍心说穿，直到有一天，小伙子找到了工作，光明正大地走到前台，登记入住。

　　“我很佩服那些背井离家的孩子，有个姑娘从西北来，个子那么小，还没她那两个包大。”今年三十而立的乌镇人徐玉娟说，自己就没想过离开浙江去闯一闯。

　　吃完饭，她在走廊里挨个敲门询问：“吃饭没？要蚊帐吗？今天不面试吗？”

　　敲着敲着，她回忆起曾经躲在一扇房门后的“鸵鸟哥”。因为一直得不到面试机会，这个学心理学的男孩自己先心理崩溃了。

　　他不愿出门，要么在公共区域蹭网打游戏，要么整天躺在房间，因此得了“鸵鸟”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