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应重视高边疆领域 扩大本地区影响力

　　●过去30年，中国对外部世界更多的是接受、加入和适应。现在到了需要有中国的声音和视角，有中国的引导和影响的阶段。

　　●中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建立一个中国统治的世界，而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继续保持发展势头。

　　主持人：王泠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嘉宾： 潘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吴建民 (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

　　秦亚青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为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多样化挑战和中国自身转型发展的战略需求，上海社科院在整合亚太所、欧亚所等研究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特此邀请各位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战略”，以此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成立仪式。如今说到 “未来十年的中国”，不少人认为，这将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各位怎么看？

　　潘世伟：展望未来十年的中国，我觉得，就中国内部发展而言，可能会在两大主题的交织中前行，即 “转型”和 “定型”。

　　“转型”意味着将告别原有的增长模式，转向新的增长方式。特别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效益追求、有效管理等新的要素，将逐渐取代原来的资源投入、重化工业主导、生态过度耗费等要素，推动中国走向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的高端。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场转型的意义丝毫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 “定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逐渐在道路、理念、制度、战略这些层面上趋于成熟和完备，进而确定自身的基本形态和框架。

　　与此同时，预计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主要基调，可能围绕 “新兴”和 “新型”这两个主题来展开。所谓 “新兴”，就是中国作为上升中的新兴经济体，会逐渐发育成为新兴的政治、经济的综合体，与世界上其他新兴力量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力量群体，作用于整个世界。所谓“新型”，就是指中国将谋求在国际事务当中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从而推动国际格局的改良。

　　王逸舟：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应当有新的超越和更大的追求。过去30年，中国对外部世界更多的是接受、加入和适应。现在到了需要有中国的声音和视角，有中国的引导和影响的阶段。如在东亚这个与中国利益最直接相关的地区，如何建立起一个有中国引导力的新兴东亚国际体系。要真正在全球高地上发挥角色作用，首先要扩大本地区的影响力。

　　这方面需要有一些创造性的思想和杠杆，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的破局。中国在新时期应该努力建构中国需要的、周边国家可以接受的、大国比较放心的 “新亚太”和 “新亚洲”。目前，日本提出了所谓 “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李光耀提到了 “东亚价值观”，中国应提出和贡献怎样的话语体系和实际政策呢？同时，还要关注高边疆领域。中国过去一向以陆地大国、黄土文明为依托，如强调陆军在军队中拥有主导地位。但是新时期的大国竞争，更重要的是在高边疆领域发挥作用，比如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因此，在高边疆领域，中国如何站住脚跟，甚至拿到话语权，这尤其具有战略意义。

　　主持人：如果先小结一下以上两位的发言，能够发现一个共同基石：中国全球战略目标需要进一步深化，但首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时代潮流的深刻认知与客观把握之上。

　　吴建民：当前，两股不同的时代潮流正在较量：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代表着未来，由经济相互依存和应对共同的全球性挑战支撑；冷战对抗斗争的潮流——代表着倒退，支撑这股对抗冲突潮流的深层次因素，是利益集团企图从世界的对抗冲突中受益。而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关于 “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的观点，正在世界上得到响应。白皮书的观点应该大书特书。

　　当下的中国的确需要一个全球战略。因为，中国同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中国已经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在上升，而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担心、忧虑、恐惧，可以说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怕你就是要防你，这需要全球战略来应对化解。那么，中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立意是很高的，不是建立一个中国统治的世界，而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21世纪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发展势头一旦中断，中国的任何国家利益就无从谈起了。

　　主持人：那么，在当前的时代潮流下，如何看待现行国际制度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秦亚青：秩序是依靠制度维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则决定秩序，制度决定秩序。但实际上，现行国际制度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

　　比如，现行国际制度主要管理国家间的关系，现在却出现这么多全球性问题。而现行国际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此设计的，应用起来局限性很大。所以到现在为止，全球性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有些越来越严重，以致于世界乱象丛生。

　　又如，现行制度主要根据西方历史经验和思想形成，没有考虑到新兴发展大国的实际条件和需求。但当新兴国家群发展起来后，这个制度就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性。这也是如今很多协议已经很难在目前这个制度框架内达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新进入国际体系的国家把自身经验和理念带入国际舞台，未来十年，国际秩序面临新调整，需要制度改革和规则再设计。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制度上面临的挑战必然首当其冲。理想的秩序，应该是可以容纳中国、美国和所有其他多元、多边的秩序，而不单纯是由美国主导的秩序。但怎样设计这个秩序，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的一个重大挑战。

　　主持人：大家现在都很关心，中国今后将要面对的，更多是战略挑战，还是战略机遇？

　　黄仁伟：现在大部分观点是倾向于战略挑战，但我认为，还是机遇大于挑战。

　　过去30年，我们的战略机遇从哪里来？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对手或者是某个大国、地区出现严重危机。也就是说，是别人的严重危机成了机遇。第二类，自身制度和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如我国从1992年起实施市场经济体制、 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等，这是中国内部体制突破带来的机遇。第三类，偶发性事件。如利比亚撤侨等。

　　今后十年，这三类机遇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并抓住、利用这些机遇，使之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欧债危机一旦恶化导致欧盟危机，世界结构性权力转移肯定要发生。如果欧盟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对中国还是机遇。如果美元大贬值，对中国经济挑战巨大，但同时也绝对是机遇，人民币必然要变成世界货币。

　　此外，中国目前存在一系列体制问题。任何一个问题要从体制上做出调整，都会是机遇。其中，外交战略协调机制如果得到解决或者实现重大改善，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发展绝对是机遇。 (本报记者 柳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