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哨兵》令毛泽东叫好抹泪

　　原题：沈西蒙和《霓虹灯下的哨兵》

　　朋友让写篇关于沈西蒙的文字，这让我有些为难，因为实在不知从哪里下笔。

　　沈老生前主创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杨根思》，电影《南征北战》等家喻户晓的作品，曾先后担任前线话剧团团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 。我想说的是中国话剧界都应记住1963年11月29日这个与沈西蒙有关的日子，毛泽东主席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汇报演出后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自此，《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连演3个月，后来全国有30多个文艺院团排演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因此对话剧来说，沈西蒙是个丰碑式的人物，是军队话剧的高峰，同时也因为他长期作为军队话剧，特别是前线话剧的组织者参与者和代表人物，对军队话剧风格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93年开春，前线话剧团召开剧本研讨会，沈西蒙从上海赶来。我记得那天沈老戴个鸭舌帽，两鬓的白发很耀眼地露在帽沿下，身穿一件花格子夹克，虽然年岁已高，但皮肤白里透红，上海人的特点和艺术家的气质让他很是显眼；他个子不高，说话慢条斯里，眼里透着一种光芒。那次剧本讨论会上共讨论了3个剧本，其中就有沈老的话剧剧本《秦淮丽人》。《秦》剧写的是抗战期间南京几位年轻的爱国知识青年投奔抗日前线，并在战火中历练成长的故事，情节生动，很是感人。后来这个剧本排练期间，沈西蒙有三四次是花十多天时间住在南京的。期间他到排练场去给演员说戏，对于一个77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后来审看时有位领导提出剧中有的人物比较灰暗，同时剧本没有高扬主旋律，太展示现实中的人文关怀了，对人物没有塑造和拔高，因此该剧也就到此为止，不再排演下去了。当时听完了这位领导的讲话后，我还挺佩服领导站得高，有政治头脑。后来我慢慢地感到这是一个好剧本，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话剧本体剧本。在我负责军区文艺工作期间也一直想重新修改排演此剧，甚至将它改编成电视剧，但终因沈老心脏病很厉害而无法实现。

　　那次之后，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高五一部长也明显是有歉意的，后来他专门请沈老吃饭。提及此事，老人平静得难以让人想象。他拿起一个小玻璃酒杯，斟了点红酒同我们碰杯，还说让我们担心了，给机关添乱了，让我们心里酸酸的。

　　《秦》剧之事距今天已经过去近20年了，这期间我曾多次想过，一个在炮火中历练成长、有着那么高文化层次和政治修养的前辈，他的政治信仰和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感情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在十年内乱中，纵然被戴上了“走资派”等帽子，倍受迫害打击，沈西蒙也丝毫没有动摇自己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曾说他是党培养的，自己的一切可以全部交给组织。这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在后来的一次研讨会中我们又见过面，他对我说作为戏剧主要还是要感人，思想要巧妙地潜藏其中。说当时创作《霓》剧是个政治命题，同时也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那是1960年5月，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带领机关干部下部队，沈西蒙也在其中。路过上海时，上海警备区王必成司令员请客。席间，王司令突然提议要和沈西蒙干一杯。王司令诙谐地说：“沈西蒙啊，你要留下买路钱；你钱也不多，留不起，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好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啊。 ”沈西蒙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司令讲了，我坚决执行；但我有个条件，得安排我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王司令说：“好，明天你就去。”

　　后来沈西蒙去了好八连，一蹲就是 40多天，比较系统、准确、生动地把握了当时我军基层官兵的精神风貌，圆满创作了《霓》剧。因为剧中童阿男这个形象，戏差点给“枪毙”了。后来是周总理拍板，才得以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观看时，沈西蒙就坐在主席的左边。戏演到童阿男受连长批评要出走时，毛主席用夹着香烟的手指着台上的童阿男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就是当逃兵！”当剧情发展到指导员和连长决定把童阿男追回来时，毛主席又连声说：“这个好，好。”当把童阿男找回来后开忆苦会时，毛主席两次用手在脸上抹眼泪。当童阿男主动去医院为罗克文献血，罗克文的母亲说“我要向解放军磕头”，毛主席立即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事实上那些过多的政治考量差点让《霓》剧不能善终。

　　沈西蒙曾笑称自己原本是个知识青年。对写作，未经专业训练，无基本功。全因抗日救亡大潮推过来、攘过去，将他逼上梁山的结果。但我也常想，对话剧来说，沈西蒙无疑该是个不能再造的先驱，因为他的作品、人格和境界，也因为他所经历的苦难。（柳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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