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日关系根本改善很漫长 提防极端民族主义(2)

　　过去划界经验的启示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可以从中俄哈吉塔成功解决边界问题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中俄边界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谈判程序变复杂，中国回旋余地变狭小。通过“4+1”边界谈判模式，中国及时在变化中与中亚新邻居发展关系。例如：1996年在上海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进行裁军的协定等。在此基础上促成“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创造新型谈判模式，体现互谅互让原则和双赢理念，以及控制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为重要的。

　　杜进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从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来看，划界是有必要的：该地区无明确国界时，经常发生争端。划界能为两国国内的发展创造和平外交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国有必要明确专属经济区界线。因此北部湾的划界内容包括划定两国领海边界，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是越中关系和划界里程碑，为其他事件提供经验。

　　石源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处理高句丽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搁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搁置争议，是因为历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致，应允许双方保持自己观点。同时，高层及时沟通非常重要，以避免发生误判和问题激化。还需有足够耐心，留待将来心平气和妥善解决争端。随着东亚可能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严重性可能自行消减。

　　东亚如何应对海上挑战

　　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想谈谈联合国海洋法解决南海问题争议的局限性。国际法院无法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已经提交声明，海洋划界，领土归属，军事活动等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我建议中国发布《南海白皮书》，增强海洋区域普查措施，加大行政管理。中国与东盟在海洋环保，科研，救助等方面可进行合作。在增强互信基础上，应制定约束性文件，实施广义共同开发制度。

　　苏俊燮（韩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区域协作机制。目前也未形成统一的命名机制。比如，韩国与日本有关“日本海”的名称问题。这说明，东北亚还未达到“近代国际关系”的程度。我认为，东亚合作机制应从具体简单问题，从容易解决的，从小的问题开始，比如，改变思维方式，解决东北亚地区海域命名问题。

　　金莱尔（Lyle J.Goldstei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冲突的控制涉及竞争和合作两方面。关于中美竞争，应借鉴英美、日美、苏美三个历史案例 。而在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方面，双方应在危机管理、建立互信、海上搜救、海上反恐、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地区海洋安全和海洋通道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此文为近日上海论坛政治分论坛的部分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