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甘肃两当兵变：中共实践“白色”建军

　　1932年4月初，习仲勋、刘林圃等在甘肃两当县城，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两当兵变，这次武装兵变在西北革命军事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运用“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武装兵变，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白色”建军模式的一次具体实践。首先，两当兵变所探索实践的“白色”建军模式，是西北第一轮工农武装起义失败的背景下实施的。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失败后，在1929年4、5月间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榆林红石峡会议上，刘志丹提出了著名的“三色建军”思想：即通过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模式创建党独立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0年4月间，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组织部署了加强兵运工作的任务。其次，两当兵变所探索实践的“白色”建军模式，是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红军最实际、最简捷的建军方式。1929年下半年开始，陕西省委陆续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驻陕甘宁军阀部队中，取得合法军职，建立党的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1931秋，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组织陕甘各级党组织发动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主要目的西北第二轮武装兵变。此间，刘志丹等对“白色”建军模式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探索实践。再次，两当兵变所探索实践的“白色”建军模式，是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红军所必须经历的探索过程，为最终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在两当兵变等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逐步坚定地贯彻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利用“灰色”武装改造模式壮大了红26军，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得见，西北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红军的道路上所经历的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的理论认识跨越，以及所经历的从失败到成功、再失败到再成功的反复探索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军事斗争的必然之路。

　　二、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武装兵变，部队兵变即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揭开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第一，两当兵变是甘、川、陕军阀在陇南争夺地盘的军政混乱时期爆发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陇南地区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武装兵变。第二，两当兵变是由陕西省委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武装兵变，兵变成功后部队即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两当兵变前，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探索实践“灰色”武装改造的建军模式，并于1932年2月12日领导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4月初陕西省委领导的两当兵变成功后，部队在太阳寺整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成为陕甘地区首支兵变即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的红军武装。第三，两当兵变揭开了以“创建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开启了西北共产党人对“白色”建军模式探索实践。两当兵变后，陕西省委先后领导发动了靖远兵变、巉口兵变、蒿店兵变等20多次武装兵变，这些兵变部队大多被授予红军陕甘游击队序列番号。然而由于兵变发动地域与陕甘红军主力相隔甚远，因而部队转移途中大都被打散，未能实现与主力汇合的目的，仅有庆阳西华池兵变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获得成功。尽管如此，西北共产党人探索实践“白色”建军模式，不仅在西北高原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条件，而且也为后来中国革命重心北移奠定了基础。

　　三、两当兵变虽然未能实现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汇合的原定计划，但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和培养了习仲勋等党的优秀军政干部。首先，两当兵变部队曾一度与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形成南北相向的斗争形势。两当兵变前后，刘志丹率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曾西进陕西彬县、永寿一带活动，而两当兵变后整编的第五支队北上途中，在永寿岳御寺陷入土匪武装包围被打散。从地理位置上看，两支红色武装处在永寿同一地域的西北——东南相向位置而最终未能汇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其次，两当兵变前长期艰险的兵运斗争，极大地磨砺锻炼了习仲勋等党的军政干部。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坚持斗争，成功地举行了兵变，初步崭露出其军事领导才能。再次，以两当兵变为起点，习仲勋开始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并最终成长为人民军队高级将领。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到达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部队汇合，遂投入到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此后，习仲勋在西北先后担任人民军队政工领导要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王军营、许瑞源，系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研究员；党史军史工作办公室副团职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