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心中的毛泽东：才能非凡 是真正“天命”

　　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1940年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结识，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友谊逐渐加深。其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尤为密切，共同的爱国、爱民和爱党之心，将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陈嘉庚的心目中，毛泽东才华出众，思想深邃，谈吐不凡，目光远大，是非常值得崇敬和已经做了许多大事的历史伟人。他曾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多次表达这一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应邀回到祖国并到各地视察后，高兴地说：“以我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民气之烈，若有良好政府领导，定可与列强并驾。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将来新中国建设成功，其光荣芬芳，前古后今，殆无出其右。”

　　1959年8月，在一次12级以上强台风正面袭击厦门之夜，陈嘉庚的好友、著名社会活动家张楚琨(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一直在陈嘉庚身旁相伴。交谈中，陈嘉庚说：“毛主席领导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短短十年努力，将破碎山河改造和建设成独立自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一年等于几十年、几百年，谁能想得到！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中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然毛主席这里指的是人民群众，但这风流人物，不也是毛主席么?”

　　曾任陈嘉庚秘书十年，后任厦门市委统战部长、副市长的张其华，是陈嘉庚的知情者。他说：“嘉庚先生对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崇敬，有着深厚感情。他经常对我说，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都有非凡的才能，是真正的‘天命’”。

　　首访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1940年，正值国难当头，抗日战争转入艰难的相持阶段。为了支援祖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作为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受侨众重托，在南洋组团回国慰劳前方将士，并考察祖国各地的实情。同年3月，陈嘉庚一行首先来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并相机在重庆考察了一个多月。使陈嘉庚深感失望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所闻不外是官吏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车马如龙；倡‘新生活’而污秽满目；夸‘民主’而钳制舆论；谈‘抗日’而销售敌货”。他在重庆实地考察的结果，“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须三十几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感忧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像一块大石头压在陈嘉庚的心中，沉甸甸的。

　　正当此时，毛泽东从陕北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此前，陈嘉庚已有意访问延安，不过他对延安知之甚少，所闻谣言则甚多。因此，他是抱着“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的复杂心情，决心前往探明真相，才不负南侨之重托。一路上，他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直到5月底，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陈嘉庚在延安实地考察了8天，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各界人士、华侨学生分别见面，自由交谈。同时，还深入考察了延安城区、学校、工厂和商店。考察结果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延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共产党人物”。陈嘉庚在延安看到了抗战的前途和祖国的希望，心中忧虑一扫而光，压在胸中的大石头从此落了地，心情也愉快多了。他从延安归来后，高兴地对好友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是他一生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感性到理性，从朴实、直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将重庆与延安，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做了一番实实在在的比较之后，就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拥护对象确定为后者，并从此与共产党结下了风雨同舟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