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51年西藏代表如何找借口阻解放军进藏？(4)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

　　1979年六七月间，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次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孙起孟说: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当孙起孟问及他的看法时，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文化大革命”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以后，他又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以及去采访他的报社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他想的很多，讲的也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论述：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老是打仗，解放后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大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自身沾染着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消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毛泽东著作中，在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和广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待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设有花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

　　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专门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他列举了大量封建主义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正式建议邓小平出来补上这一课，并建议在十二大召开时进行。邓小平表示赞同李维汉的意见。

　　6月22日，李维汉又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说：关于反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由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去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可否在8月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就这个问题作个演讲。

　　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部署。6月27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第三、第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这个报告于8月31日由政治局讨论通过。

　　8月19日，李维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建议。昨天小平同志的报告补了很好的第一课。我感到非常高兴。”

　　以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反封建主义思想问题作了论述。在研究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一重要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

　　1982年9月，李维汉在党的十二大作了书面发言。他深刻地剖析了派性的实质、特点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巨大危害，尖锐地提出从各级领导岗位中彻底清除“三种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某些领导班子内一二个有权势的人，结合一些沾亲带故（各种故旧关系）的、气味相投的分子，安插在所属的部门和地方，进行损害党的利益以至争权夺利的活动。”“他们往往隐蔽在党组织之内，进行非组织的活动，像虫蚁钻进栋梁一样，悄悄地、使人不易察觉地啃坏党的肌体。”他的发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但他对中央送来征求意见的关于整党决定草案反复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强调指出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采纳。4月，李维汉受中央委托，主持由中央指定的5人小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会同原陕北、陕甘边区的负责干部，研究解决西北党史上30年代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广泛激烈的争论，要正确地、公正合理地解决，是很不容易的。这时，李维汉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曾两度住院，但他置病弱之身于不顾，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从调查研究入手，调集了约计70万字以上的材料，仔细反复研读。有些材料字迹不清，就借助于放大镜。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主持领导这项工作，多次举行讨论会，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别把有关同志请到家里谈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使大家心服口服，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和教益。由于他过量的脑力劳动致使神经亢奋，连续多日靠服安眠药维持睡眠。终于，支持不住了。5月13日下午，他从中南海开会回来，极度疲劳，上气不接下气。见到这种情形，家属子女都劝他暂缓工作，并给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写信。李维汉知道后，把家属子女找到办公室，严肃地说：“老了，也要为党干一点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否则活着干什么？西北历史问题是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

　　6月11日，李维汉病重住院，他仍每天约请5人小组的同志来病房研究工作。6月17日，他从病榻上起来，去中南海出席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当他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出现在会议室门前时，同志们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他气喘吁吁，艰难地移步就座，休息了好一阵，才能开始发言。他说：解决历史问题，既要弄清思想是非，又要团结同志。要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他勉励大家要团结起来，为四化贡献余热。在热烈的掌声中，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西北历史问题终于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妥善地解决了，他又主持起草了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