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腐败与缺乏忧患意识注定中国甲午战败

　　中新网5月28日电 据军报记者网报道，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1894～1895年）是对中国三十年来洋务运动成效的一次总检阅，也是中日两个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建成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现役兵力12.3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万余人，其中17万余人在国外作战；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共达6.2万余吨。战前，日本还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搜集军事情报，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

　　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察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以京师门户北洋为设防重点，主要防御对象为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编练成军，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由于晚清政治的腐败，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初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体制不顺，编制落后，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中国舰队庞大、陈旧且迟缓；日本舰队小巧、新颖且快捷。

　　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相遇。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重伤4舰。这次海战，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

　　在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并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10余天，清军竟坐视。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可得大连湾。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清军7名统领互不统属，1.4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只有总兵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击。22日，日军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1895年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占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12日，北洋海军向日军投降，提督丁汝昌等将领先后自杀。17日，日联合舰队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威海卫基地的陷落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最终铸成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局。三十年洋务运动，中国在海、陆两方面却落得这种耻辱的失败。

　　清政府与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注定了战争失败的结局，这场败仗也无可否认地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从根本上转变了中日两国在东亚的国际战略格局，日本“富国强兵”战略从此以中国作为其海外扩张的主要对象。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制度文化认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想转变中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一方面使中国社会进一步沉沦，更深地滑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另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人民决心奋起，挽救祖国于危亡，可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成为中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起点，清朝的战略选择也从前期的“守土御侮”转向晚清的“御辱图强”战略。

　　清朝的战略转变，经历了国家由盛而衰的大起大落。虽然清朝皇帝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但是，世界发生了变化，以“不变”不能应“万变”。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清朝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到末帝溥仪宣布退位，前后跨越了3个世纪之久。这期间有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也有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这个天朝大国的国门，从此给中华民族带来长达百余年的屈辱历史的苦难。

　　同中国一样面临西方炮舰政策的日本、急于走向海洋却没有出海口的俄国，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积极主动回应，使国家迅速摆脱了困境；俄国经过彼得大帝改革、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都成功转型，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清朝则由于在鼎盛时期战略选择的失误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失败，错过了崛起的良好机遇，没能实现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业近代化之路又被西方列强和后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的殖民侵略战争所打断，东方的朝贡体系也逐渐被西方的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所取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日俄三个国家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挑战，都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希冀通过变革摆脱困境，但是，三个国家的变革图强运动却在不同的指导原则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中日俄三个国家17至19世纪这段特定历史时期战略选择的比较，透视康乾盛世所留下的遗憾背后深刻的战略根源，并分析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和走上帝国殖民扩张道路的俄国侵略扩张的历史轨迹，探寻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失败和错失历史发展机遇的主客观原因，这些都可以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21世纪的中国能否把握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不仅在于加快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增强党在新形势新任务下的执政能力，同时，还必须在深刻复杂的国际变局影响之下，完成好我们的战略抉择，维护好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如何获取改革的内在动力，如何实现政权的历史稳定性和适应性、使国家长治久安，以及如何实现维护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有效结合等方面，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惨痛教训和成功智慧，从“长时段历史”中探寻社会发展规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做出新世纪中国独立自主的优化战略选择，使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富国强军道路上，更加有活力和更加有潜力地向前持续发展。

　　在农业时代的5800年里，中国约有4000年走在世界前列，约有100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约有1000年处于世界落后地位，约有1000年走在世界前列，约有200年处于变化时期，孕育着新兴文明。在欧美新兴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仍然在传统的农业文明道路上姗姗而行。到18世纪末，中国还是世界最强的一流国家；到19世纪末，中国衰退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为此付出的历史代价是：200年落后、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丧失、几千万国民非自然死亡！在工业革命发生的100多年里，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在国际舞台上饱受欺凌，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48只军舰和4000英军，就打败了拥有4亿人口的清朝；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2万英法联军打败清朝，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900年，10万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每一次战败，中国都不得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有人描述被瓜分得几乎四分五裂的中国时说：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了，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这就是我们过去悲剧和软弱的根源，众多灾难也由此衍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个具有高度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国家和民族，往往使危机和灾难得以化解或避免。清朝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居然仍在考虑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应付了事，最终导致了整个清王朝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日本经过“黑船”事件具有了高度危机意识，迅速进行了彻底的变革，使日本不仅没有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沦为殖民地，而且在全民族的努力下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砸碎了外国入侵强加给日本的枷锁。中国则直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才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这种民族精神的缺失与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等麻木、僵化、压抑整个民族的政策措施不无关联。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16世纪后，逐渐形成西方近代文明，中国则落后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表明近代中国文化存在一些严重缺点：中国没有孕育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也没有产生近代民主制度。 因此，我们从西方文明和其他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文化中的扬弃是以保留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为核心，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别国文化中利于本国成长和发展的成份，而放弃本国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部分和别国文化中的糟粕或不利于本国发展的部分，这种战略选择对于一个国家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重大意义。

　　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国家是没有朝气和活力的国家，一个没有文化战略的国家是没有战略思维的国家。国家实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软实力缺失，不言而喻，那么缺失的不仅仅是民族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文化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文化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我们应该加深本民族的认同感，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鉴其“善”则吸纳，鉴其“恶”则拒之。鉴别是吸纳的前提，吸纳的目的是丰富自身的文化，发展自身的文化，创新自身的文化，最后达到利用创新的文化发展自己国家的能力。因此，今日中华民族需要审视自己的民族精神，振奋自己的民族精神，更重要的是凝聚我们的民族精神，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象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光芒与温暖将带给世界人民！（刘丽群）

　　(声明：本稿件由军报记者网提供，如需转载须经对方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