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上将谈甲午战败五大教训：绝不让悲剧重演(3)

　　任人唯亲、将帅无能 缺乏有勇有谋、敢战能战的优秀将领

　　记者：军纪松弛，军风不正，凭什么打造一支钢铁部队？您刚才的介绍再一次证明一个道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当时清军中多一些英勇善战的将领，也许甲午之战的结果就会改写？

　　褚益民：可惜历史是没有“也许”的。甲午战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任人唯亲、将帅无能，缺乏有勇有谋、敢战能战的优秀将领。战场本来是造就英雄的舞台，甲午战争却成了清军庸官败将亮丑的“哈哈镜”，集中反映了清军在选将用将、练官练将上的种种弊端。

　　选将不公。特别是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当时李鸿章掌握军政大权，在将领的选拔上重视门生、重用淮军出身和安徽同乡。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打仗打的就是人。如果在选将上搞不正之风，搞小山头，就会严重阻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个问题也为清军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祸根。

　　用将不当。主要是在调兵遣将上缺少章法，没有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鸭绿江防之战，李鸿章拆东墙补西墙，把经营旅顺12年、熟悉要塞攻防作战、74岁高龄的旅顺主帅宋庆和所属的毅字军急调到九连城，一方面造成旅顺地区有将无帅、防守空虚，另一方面又导致鸭绿江防两个主帅，加上宋庆仓促上任，一不熟悉部队、二不熟悉地形、三不熟悉敌情，像虎山要塞这么重要的地方才部署了600多人，加上驻在山边的也就不到2000人，使鸭绿江防仅3天就全线失守。做不到量才用将，既误人，又误战，更误国。

　　练将不力。毛泽东说过，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甲午战争的清军参战将领，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但他们更多的是固守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那套做法，对近代战争谋略和技战术的学习却不屑一顾。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就以枪炮操作为例批评说，中国将领对于“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速率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等枪炮的技术性能没有多少人能说得上。在作战中日军经常采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暗度陈仓等计谋，从李鸿章到各级将领多次上当。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善用谋略本是我们的强项，却成了日军的取胜之道，确实需要引起深思。

　　毋忘甲午之耻，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记者：如今，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又笼罩在亚太上空。对此，您有什么想告诉您的官兵的？

　　褚益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会重复规律和教训。今逢甲午，狼烟犹存。我们回望甲午，就是为了更好地镜鉴甲午；我们反思甲午，就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不让甲午的悲剧再现。甲午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许多战场遗迹都成了休闲观光的场所。包括日俄战争修建的所谓战绩碑、表忠塔，现在也成了景点，游览的人群熙熙攘攘。有多少人在想这是国耻军耻？侵略者的战绩碑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耻辱碑。现在伤口虽然愈合，但伤痕犹在，当前最需要唤起的就是强烈的耻辱意识，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耻而后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我们就是要做那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如果还不警醒起来，难保那段屈辱的历史不会重演。

　　沈阳战区镇守东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甲午战争，清军入朝作战一溃千里，国门上几个口子都没守住，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让中华民族背上了从未有过的灾难和奇耻大辱；新中国成立初的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气吞山河，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最终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为新中国带来了60多年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是当千古骂名的清军，还是效仿流芳百世的人民志愿军？答案毋庸置疑。能打仗打胜仗，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军队必须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

　　特别是作为高层党委和高级干部，有一些问题要深入思考。第一，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到底强不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有没有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使命任务，有没有看到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潜在威胁，有没有认清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第二，战备、训练、保障以及指挥能力与打仗要求的差距到底有多远？对打什么仗、同谁打仗、怎么打仗心中有没有数，像甲午之前的“和平积习”还有没有，研究的战法训法是不是管用，训风演风考风改得怎么样，一旦有事部队能不能完成好任务？第三，工作重心到底聚焦到打仗上没有？心思精力集中不集中，工作落实到位不到位，能力素质适应不适应，尤其是打仗的导向有没有鲜明确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各级党委在领导部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要通过重温甲午历史，反思甲午教训，把昨天的教训变成今天的财富，运用于工作指导，把部队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强军兴军的实践上，凝聚到能打仗打胜仗上，凝聚到履行肩负的神圣使命上，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