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打破慰安妇沉默催生河野谈话 日国内一直欲否认

　　日本“河野谈话”出台始末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在首相官邸会见韩国国会议长郑义和，据郑义和透露，安倍称完全无意修改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而就在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首次公开否认“河野谈话”。上世纪90年代初，因亚洲国家慰安妇勇敢现身揭露，慰安妇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在重重压力下，日本政府最终以官房长官发言的形式发表“河野谈话”，试图摆脱道德困境。但实际上，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定“河野谈话”、否认日本战时强征慰安妇史实的鲜明意识与行动。这应引发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警惕。

　　韩国打破“慰安妇沉默”

　　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国家强征大量妇女做慰安妇，这是一项不可否认的战争罪行。但慰安妇问题在战后国际法处理方面的“缺位”，造成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的慰安妇罪行处于舆论视野之外，不受重视。

　　随着亚洲国家民主、人权意识和妇女权益观念的发展，慰安妇问题“重见天日”，韩国方面“打破沉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政府时期，韩国基于对日关系考虑刻意回避慰安妇问题，使其一时成为社会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买春客前往韩国进行“妓生观光”，唤醒了韩国人民的惨痛回忆，韩国妇女团体指责日本人“用金钱让历史上最丑恶的一幕在韩国重演”。上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民选政府上台后，为回应民众诉求，在慰安妇问题方面态度积极。1990年，韩国37个社会团体组成 “解决挺身队(即慰安妇)问题委员会”，要求日本政府调查、道歉、赔偿，并且在历史教科书中加以记载。以尹贞玉为代表的韩国知名学者就慰安妇问题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揭露日军罪行。

　　1990年12月，在首尔举行的亚洲女性人权评议大会上，韩国代表公开提出慰安妇问题，呼吁亚洲各国共同关注。1991年8月14日，韩国前慰安妇金学顺举行记者会，以自身经历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强征和性虐慰安妇的罪行。她也是首位以实名身份公开揭露日军罪行的前慰安妇，她声泪俱下的痛诉“让世界震惊”，“一个反省与重新追究日本战争罪行的高潮就此掀起”。当年12月，3名韩国前慰安妇向日本东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予以赔偿，此后又不断有韩国受害者及其家属加入诉讼队伍。其他亚洲国家的慰安妇受害者也掀起对日索赔高潮。中国方面，1992年7月，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首次公开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并于1995年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日本启动调查后道歉

　　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计划1992年初访韩，但韩国国内声讨慰安妇问题正值火热，日本政府被迫进行“紧急应对”。从1991年12月开始，日本政府内部展开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1992年1月11日，日本《朝日新闻》开始刊登吉田清治撰写的慰安妇相关报道，吉田曾参加对外侵略战争，并撰写过《朝鲜慰安妇和日本人》、《我的战争犯罪》等书，揭露日军慰安妇罪行。这些报道使得亚洲国家舆情“进一步沸腾”。1月13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纮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坦承，“不能否认(日本)军方与之(慰安妇问题)相关”。1月16日，宫泽喜一访韩，就慰安妇问题向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表示谢罪。1992年6月，日本政府内部调查告一段落，7月6日由加藤纮一官房长官发表调查结果，承认“慰安所的设置，慰安妇的招募，慰安所的建筑、改建及其经营、监督，慰安妇和慰安所的卫生管理，慰安所相关人士身份证明书的发放，均与(日本)政府有关系”，但又表示，关于日军“征用”慰安妇的方式，即究竟是强迫还是诱骗为之，“没有发现证据资料”。

　　日方的调查结果并未使外界满意，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韩方的批评依然尖锐。为此，日本内阁外政审议室和外务省再次紧急协商，确定“尽量在卢泰愚政权期间解决慰安妇问题”。从1992年7月到次年8月，日本启动新一轮慰安妇问题调查，与韩国慰安妇组织进行接触，收集了16名韩国前慰安妇的证言，作为调查依据。1993年8月4日，时任内阁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所谓慰安妇问题的相关调查结果”，即通称的“河野谈话”。谈话承认，日本军事当局在战时广泛设置慰安所，建立慰安妇机制，“慰安妇的招募多数由军方委托进行，但也有通过巧言诱骗或威逼，而违反本人意愿的很多实例”，“以诱惑、强制等手段，整体上违反本人意愿征用了慰安妇”，“无可否认。在军方的参与下，这深深损害了众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日本)政府借此机会，再次不论国籍和出身地，向作为所谓从军慰安妇而感受过多次痛苦，身心背负难以愈合创伤的所有人士，致以衷心的歉意与反省之情”。此后，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村山富市先后就日本的侵略历史发表谈话，向亚洲国家人民道歉，其中村山就慰安妇问题表示：“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是深深伤害了女性名誉和尊严的问题……我们认为表示歉意与反省之情，是要正视并正确告诉后世过去的历史，并推进与相关国家的相互理解”。

　　否定谈话的逆流从未中断

　　“河野谈话”之后，日本国内企图修改乃至彻底否定该谈话的逆流从来没有中断。日本政府也一直持暧昧而功利态度，认为“河野谈话”推出的背景更多是“为了应对来自亚洲国家的外交压力”。1995年，日本设立针对补偿慰安妇的“亚洲妇女基金”，但是要求这一基金会以民间组织的面目出现，这表明日本政府无意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将其推卸给民间。今年6月，日本政府组织学者推出一份报告，旨在说明“河野谈话”是日韩两国外交非正式渠道协调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并非日本政府的自主意志和基于事实的判断”。

　　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多数日本政府一直声称沿袭“河野谈话”，但立场却在逐渐松动。在安倍第一任期，其内阁大臣就表示应对“河野谈话”“进行更多研究”，暗示“河野谈话”的事实依据存在问题。而在第二任期，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考虑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安倍尚未敢直接否定“河野谈话”，但是其官房长官和助手一再抛出“应反思和重新审定河野谈话”等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安倍的真实想法。2007年，有日本官员在与美国国会议员交换意见时称，“(安倍)首相在本性上是反‘河野谈话’的”。通过时间消磨和反复“暗示性否定”削弱河野谈话的权威性，使其逐渐无效化，是现在日本保守政治家的主要策略。一些右翼学者也积极鼓动社会舆论，宣扬“将错误的慰安妇问题记述赶出历史教科书”，通过质疑所谓“史实细节”，如所谓“是否慰安妇均遭到强迫”等问题，来整体否认日本在慰安妇方面的罪责，甚至无耻声称慰安妇“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服务军队”。

　　当然日本国内也有一批持正义立场的人士，如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慰安妇问题专家吉见义明等人通过档案调查证明慰安妇问题为日本军方所为，被日本右翼分子斥为“叛国贼”。有日本社会分析家称，“慰安妇”这一名词本身就带有暧昧和淡化日本战争罪行的意味，若日本在这一被普遍认可的概念上再大幅度倒退，“将难以寻求到合适的立场”。对待慰安妇问题和“河野谈话”的态度，成为日本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调整国家发展方向的试金石。(卢 昊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