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协助指挥军事(2)

周恩来

　　保持领导层稳定 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最关键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上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却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大家对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何凯丰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第二个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第三个例子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第四个例子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战略计划，决策层便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不赞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东征。东征战绩不错，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又回到了西边。从这四个例子看，在非常时期，在重大考验关头，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个别人先于多数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属不可避免，但从中也看出，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到了延安，也没有平静下来。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便很闹了一阵子。他一回来，便提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还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一回国就“进攻”中央路线，底气依然来自在抗战问题上觉得自己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而且他的身份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只有王明。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惟其如此，除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是让了步的(“别的问题我都承认”)。也因为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周恩来在1943年的中央会议上就谈过，自己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到，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虽然做了辩白，最终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服从了多数人意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随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96年笔者在杭州采访江华时，江华也有过同样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