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医生：老百姓宁可信邻居的 也不信院士的(2)

　　“那一刻，整个世界静止了。”张羽后来写道，口罩背后，她的脸上全是眼泪，“那种成就感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和比拟的。”

　　当小妍清醒过来，看见最后关头才知情赶来的母亲，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做错事了”。而小妍的父母不仅将手术费用悉数归还张羽，更马上补好了“知情同意书”的签名。

　　在张羽看来，这件事影响了她日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作为一个刚走上职业生涯的小医生，她遇到了通情达理的病人，被高水平的上司指挥，和得力的同事合作，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因为这场相逢，小妍和张羽成了“一生的好友”。又过了几年，张羽亲自主刀，从小妍肚子里“捞”出一个健康的女婴。后来，张羽自己也当上了母亲，她为女儿写道：“记得珍爱生命，永远不要害怕，只要回到妈妈身边，一切都有办法。”

　　她更加不希望，那些因“脸面”而酿成的悲剧，再度发生在任何女孩身上。

　　“她想用她有限的气力喊出来：‘救救她们，救救你们自己！’”一位女性读者在书评中写道。

　　有一种悲哀是“宁可相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

　　然而有时张羽也觉得无能为力，特别是当危险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却被随意地忽略掉的时候。

　　她所在的协和医院，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医学殿堂”。“全国人民上协和”，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协和医院的医疗资源极度有限，不仅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也是一样。因为病房床位、手术台、麻醉医生、器械护士、巡回护士的数量都有限制，医生根本不可能随时决定何时给病人手术，医患双方都得等待。

　　在医院做主治大夫的时候，张羽会打电话向病人通知手术已经排期——除非特别幸运，否则这通常是经过漫长等待的结果——她会马上听到欢呼和感谢，但有些病人的反应则比较特殊。

　　有的病人家属问，“孩子公司有重要活动，决定未来前程，能不能改期？”也有的病患声称“身体不适”，想要等几天。甚至还有人翻看黄历，看到“黄道吉日，最宜动土”，便要求医生在那天安排手术。

　　遇上这样的情况，张羽会直接说“对不起，绝对不行”。听到这话，大部分人还是会“乖乖上医院”。但最让她感到无奈和悲哀的，是有些人直到病很严重了，才想到看医生。

　　2009年的一天，张羽正在协助一位教授上手术。在她的刷手服兜里，手机突然发出了连续不断的震动。

　　“我们把手机偷偷放在刷手服裤兜里，并且调到无声状态，下手术第一件事就是看短信、看未接来电。”张羽解释说，领导打来，得赶紧回拨，执行“指示”。要是家里有事耽误了，作为平常就顾不上亲人的医生，“那种内疚和悔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电话打回去，求助的是她的发小梅花。梅花的舅妈一个月前在老家做了妇科手术，打开肚子之前，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复发，打开肚子之后，医生又说瘤子是恶性的，切完了还需要化疗。一家人立即陷入恐慌。

　　从梅花那里，张羽得知，她舅妈的子宫肌瘤已经耽误了好几年。她来月经总是大量出血，连路也不敢走，人脸苍白得像纸片。这样的异常情况，她自己压根儿没在意，舅舅也只是冲红糖水给她喝。

　　张羽感到又着急，又愤怒。根据她的了解，子宫肌瘤是成年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国内尸检结果统计，30岁以上的妇女中，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长有子宫肌瘤。而国外的尸检资料甚至显示，50%的女性都有子宫肌瘤。张羽从医十多年，协和医院妇产科所有住院接受手术的病人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都是子宫肌瘤。

　　“这些信息知道的人太少。”这位女医生感慨，一些肌瘤会和女性“白头偕老、相安无事”，但当瘤子在短时间内迅速长大，或出现影响月经、大小便甚至生育的情况时，“就成了定时炸弹。”

　　梅花舅妈的子宫里，就真的埋着这样的“炸弹”。最初医生建议手术，但舅舅“听别人说”一些建议，没有同意。

　　张羽听完就急了。她解释说，专业人士对病情的转述都可能有误差，更别提没有医学知识的所谓亲朋好友。现代医学的每一个决策都要建立在医疗资料准确的基础上，病人亲自表述，医生亲自试、触、叩、听，还得加上化验、B超、核磁、CT。

　　“‘求医’是你得把自己送到医生面前。我们不能到大街上拉住你问，你多久不来月经了？”张羽半开玩笑地说。

　　她经常会很纳闷，为什么病人不愿意听一个专业妇产科医生的，却愿意听一个邻居的话。但事实总令她失望，“老百姓宁可相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

　　因此，她最反感的就是“听别人说”这句话，很多病患就是因为相信“别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打仗到战场，看病到现场！”

　　但她也自我反省，耽误治疗也有可能是医生没解释清楚。但不少医生太忙了。要坐门诊、出会诊、做手术。有时一上午几十个病人排队，每人平均几分钟。问病史、做妇科检查、开B超、看B超，还要做出诊断并给出治疗意见，时间已经不够用，更多的解释可能“根本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并且，病人的素质和知识层次差别很大，有时，即使医生解释说明也充分告知了，但病人就是没听懂。在张羽的记忆中，就有曾经把宫颈癌拖到晚期，直到各种病症都严重到无法生活，才去医院诊断的病人。

　　直到出血越来越厉害，血色素掉到正常女性的一半时，梅花舅妈才不得不接受手术。肌瘤复发后，她又经历了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因为误诊为癌症，医生切掉了她的子宫、卵巢等“妇产科全套东西”，尽管伤口已经愈合，但她拒绝洗澡，每晚哭泣。

　　“病人身体的伤疤早长上了，但心灵上满是鲜亮的刀口。”张羽说，在安慰舅妈不用化疗之后，她隐瞒了老家医院误诊的真相，因为在她看来，既然结果已经不可逆转，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快乐生活比公平正义重要”。

　　有一种无奈是“三甲医院的专家用高射炮打蚊子”

　　比起延误病情带给人的遗憾之感，张羽觉得，有的病患，则是在“逼迫三甲医院的教授用高射炮打蚊子”。

　　在读过张羽的书之后，很多病患试图到协和找她看病。然而，张羽正在按照单位的安排，在澳门山顶医院担任“顾问医生”。

　　根据张羽的观察，澳门的医疗系统，在社区里设有卫生中心。这相当于内地的社区医院，把所有的居民按照行政划分区，配置医疗资源，但医疗水平要比内地高出一大截。

　　“目前中国的社区医疗正在起步。”张羽说，“老百姓发烧感冒流鼻涕都去三甲医院，一排排一天的队，看两分钟，拿点儿药走了。”她觉得这样不值，不仅对个人来说没有必要，还把专科医生的资源占用了。她进一步解释道，这个专科医生可能应该去抢救呼吸衰竭的病人，“看感冒真的大材小用”。

　　如今的张羽是一个8岁女孩的母亲。在她还挺着大肚子挽着老公在小区遛弯的时候，遇到了同样挺着大肚子挽着老公遛弯的“光头妈”。之所以都叫她“光头妈”，是因为她提前给肚里的男娃起名“光头”。

　　倒垃圾的时候遇见，她凑上来就问，部门经理老说腰疼，是不是盆腔炎，共用马桶会不会传染。

　　买面包的时候遇见，她又惊呼“好巧”，问能不能给朋友的亲戚在协和挂个号。

　　即使是在公共厕所，她都能隔着挡板跟张羽拉扯一件关乎性命的事儿，连亲戚便秘也要她帮忙找协和最顶级的教授。

　　张羽内心觉得她无知而粗鄙，一方面，她对协和顶级教授从事的工作毫无概念，另一方面，她很可能正在用“道听途说”增加病患被误导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