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七七历史：日本兵试枪 把搂柴火老人当活靶子

　　卢少忱：化装逃出北平“死城”

　　93岁的卢少忱，有些瘦削，精气神很足，人们很难想象这位世纪老人亲历了“七七”，是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之一，加入远征军在印缅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应聘美方翻译参与军调处，在平津解放后选择留下……

　　“去上海当伙计”骗过日本人

　　“七七”时卢少忱已经15岁，刚刚初中毕业。日本占领北平后他就想走，可父母不让他走，卢少忱又继续上了两年多的学，在高三的寒假逃离了当时的北平。

　　“日本兵张牙舞爪的，很不痛快，城门口有日本兵，强迫学习日语，不让学英语，不学就不能升级。《最后一课》成为了现实，北平看着很平静，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座死城！”

　　之所以没有完成学业就走，卢少忱解释说，当时日本人对学生管控的很严，就怕学生逃到后方去，尤其是夏天学生毕业的时候，查得更严。就是在冬天走，卢少忱还是化装出走的。

　　“剃了光头，穿上大褂，长裤，布鞋。到塘沽，日本人检查，箱子翻了个个儿。我说我是去上海学徒当伙计。”卢少忱还算顺利地离开了塘沽，抵达了已经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又办手续，说是去香港看舅舅。到了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港，再从海防到昆明。

　　战地翻译离日军只有30米

　　卢少忱抵达昆明的时候已经是1940年3月了，已经身无分文的他在杨振宁、邓稼先等同学的帮助下找到了专门收容沦陷区学生的教育部各地来昆明就学知晓处，登记后一个月发14块钱维持生活。

　　“本来想考军校的，可是错过了军校招生。”卢少忱顺利地考进了西南联大历史系，靠着学校发放给沦陷区学生的贷金和打工的收入为生。到大四第二学期，学校征调学生参军，卢少忱报了名。“当时可以选择四川、贵州等几个地方，我想到印缅去，正打着呢。”

　　1944年3月1日入伍后，经过两个礼拜的军事训练，卢少忱就出发了。“坐的是C-47运输机，从昆明直飞印度，飞机总是一坠一坠的，底下是雪山，飞机里冷得不得了。”

　　在野战医院待了3个月后卢少忱请调被派往攻打密支那的前线。“每个营有一个美军联络官，都得配翻译。”之后卢少忱又被派往中美混合战车指挥组，协助训练士兵驾驶坦克和开炮。“都是原始森林，满是大树，谁也看不见谁，一天推进十几米二十几米，到处是蚂蟥、蚊子、蟒蛇。密林里，没人收尸，过一道河沟的时候，日本兵的尸体就漂在水上，满是白蛆，那也得蹚过去。”

　　作为翻译，卢少忱也和日军短兵相接过，最近的时候双方距离只有三十来米。

　　“在打密支那的时候，半夜下大雨，我和营长、联络官、副官、勤务兵等几个人在营部开会，日本人没有发觉我们，还‘哈依哈依’的互相传递信息呢。天黑，树密，白天都不一定能看见。我们等着他们，在他们离我们有30米远的时候，我们五六个人一起开枪，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把他们吓跑了。”卢少忱说，那回他们牺牲了一个哨兵，被日本人刺死了。

　　在军调小组时“聊天”传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卢少忱和幸存的同学们回到昆明，就像电影《三毛从军记》一样，领到了一纸证书，“现在抗战任务胜利完成，予以遣散”。

　　“当时给了我们三个月工资，就自谋生路啦！”对国内情况一点儿不了解，滞留在昆明的时候正好碰上国民党运军队的船，需要翻译，卢少忱就当上了临时翻译，跟着运兵船到了秦皇岛。感觉到要打内战，卢少忱觉得不能再跟着国民党干了，船回去的时候到了塘沽就下来了。

　　1946年6月，卢少忱应聘成了军调处执行部美方翻译。卢少忱当时在第26军调小组，在那里他接触了共产党方面的人员，阅读了进步书籍，利用自己行动自由的便利为共产党方面提供信息。比如一次他在跟随美方代表外出时看到国民党在运兵，推测出国民党准备攻打承德，就通过“聊天”告诉了共产党方面的翻译。后来卢少忱无意间购买的《蓝色三环——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北平军调卷》，竟然在里面发现了这段故事。

　　1946年底，军调处解散，卢少忱撤回了北京，先后在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天津办事处第九仓库和民航空运队工作，一直到了天津解放。天津解放后卢少忱选择重拾本行，考取了华北大学，4月份上学，一个月给6斤小米，睡地铺，结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底，卢少忱被调到了文物局，一直干了几十年。本报记者 孙颖 文并摄 X133

　　“七七”后全家逃离卢沟桥

　　郑福来：看到一排29军战士尸体

　　卢沟桥西百余米，路北，岱王庙，“七七”时29军的驻地；路南，是郑福来的家。

　　84岁的郑福来坐在家中，一笔一画地写着77年前的记忆：

　　卢沟晓月碑后13人被日军杀害；

　　吴振山的二叔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挑水卖水的任大嘴，被刺刀挑死；

　　王四春，10岁，在家门口被日军炮弹炸死；

　　金辉，被误认为是八路军，让日军的狼狗咬死了；

　　郭忠福的爷爷在河滩搂柴火，日本兵领回新枪试枪，把老人当活靶子打死了，家里人都不敢办丧事，偷偷埋了……

　　“现在一合眼就能想起当时的情景，77年了，不能淡忘。”郑福来说， 当时年仅7岁的他，7月8日早上还背起书包准备去上学，被父亲拦住了，“29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还上什么学？”

　　父亲让郑福来他们躲到靠近河滩的五奶奶家，村里到处是顶着枕头、锅盖躲炮弹的人，还有村民扒炕洞钻进去，根本就不顶用。日军的炮弹在房屋四周炸开，灰土房都震得掉土。

　　郑福来开始了和家人的逃难之旅，先奔长辛店，在路旁的小松树林边看到了一排29军战士的尸体。

　　“没有打仗之前，我经常去29军驻地玩，看士兵们训练，听他们唱歌。这些年轻人常常唱着歌从我家门前过。”郑福来哼唱了起来：“与城桥共存亡……这些饭是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

　　逃亡的路一直向南，郑福来跟着母亲往定兴县逃。日军的炮火又追到了涿州，他们就跟着军队退到了保定。“我们是早走了一步 ，后面逃难的人，好多都被日军扫射了。”逃难的生活难以为继，郑福来一家只好冒险回家。

　　“铁路两旁都是死尸，一家子一家子的。表哥怕我们害怕，在前头走，让我们后边拉着他的衬衣，闭着眼睛走。”年幼的郑福来偷偷睁开眼睛看到的场景让他终生难忘。

　　“走到一个姨家，都上不去炕了，走了100里地，脚后跟那儿肉都粘在袜子上了，脱不下来。”

　　回到卢沟桥畔后的8年里，本该是郑福来朝气蓬勃的日子，却是灰蒙蒙、阴沉沉的：家门口的岱王庙里，驻扎了大量日军。

　　日本人管得越来越严，每个人都不能随意出村，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出门必须要有良民证。学校里日语成了主课，每个学生要唱日本国歌，见到老师要用日语问好。

　　“经济封锁，连火柴都控制了，更甭提粮油盐了。我记得小时候曾经帮一位大爷的朋友买盐，等抗战胜利后才知道是帮八路军买的。”

　　退休后，郑福来每天都要到卢沟桥和宛平城遛遛，他总爱和人讲起1937年，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有一次碰到一个日本人从岱王庙出来，他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这是‘七七’发生地，之前是中国的29军驻地，沦陷后是日本人的军营，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日本人排着队从这里出发。那个日本人说‘我们日本人不会无故杀人的’，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不去反抗他们就不会杀人。我当时就有点急，直接和他说，狼入室了，强盗进家了，还不许人反抗？那个日本人直点头，你说得对。”郑福来说，“日本必须得认罪，得忏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才能真正友好。”

　　“七七已经刻在我的神经里了！”郑福来说，讲述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走在卢沟桥上他就爱说那段历史，一说就围上一圈人。他想让那段历史不断在这里重放，警钟长鸣，“只要身体允许，脑子还好用，我就一直讲下去。”(记者 孙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