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撰文怀念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林书扬(3)

　　2002年2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研讨会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馆隆重举行，会议就“日美安保条约”、“教课书问题”、“朝鲜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讲演，近20多名大学教授、学者参与专题讨论，这次会议受到日本各界广泛的注目，林书扬率台湾代表团出席。他在京都、大阪、神户华侨总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讲演时说，“祖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治安良好，是近百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太平盛世。相比之下，台湾经济萧条，治安败坏，台独势力猖狂，人民十分不满。作为台湾人，我们希望祖国尽快实现统一，我们认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选择，再也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人民网2002年2月24日本大阪24日专电)

　　2002年起，林书扬推动长达6年的“新民主论坛”运动(“两岸和平发展·新民主·联合论坛”)。对此，他曾表示，或许在他们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两岸统一；但作为台湾人，他充分理解到，两岸能够和平统一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只要统一运动有新一代接棒，不担心人少，就表示和平统一仍有希望。(《台湾本省人高呼要统一》／香港：《明报》2002年10月2日)

　　2005年3月21日，林书扬应全国台联之邀，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情况的座谈。他在日后的讲话中就此指出：“不论台独论者如何反对，去年对岸公布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鉴于战后台湾问题的种种纠葛，主要缘自内战与冷战的残留因素，对岸从酝酿、研究、立法过程中便显得十分谨慎，对国际的先行沟通作业也足够。其正式成案公告之日，除了台湾岛上的抗议活动外，国际上并未出现异议声音。可见有关‘一个中国’的法理认定已经是国际公认的事态了。”(《台湾六十年──探索分离运动社会内因之一端》－林书扬在夏潮联合会会员大会的讲话／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6、秋季号)

　　2010年起，《林书扬文集》全套四辑陆续在台北出版，即《林书扬文集(一)回首海天相接处、《林书扬文集(二)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文集(三)有了统一才能自决》、《林书扬文集(四)劳动者，团结起来》(人间出版社／2012)。林书扬在自序上坚定的表示，“不论所写文章的题目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识立场和思想脉络是贯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个月的长期欲求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经证明了它。”

　　2010年，林书扬晚年因眼疾、免疫系统等身体问题，由妻子陪同赴北京接受治疗。

　　2012年，林书扬被所有“老同学”推举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荣誉会长。10月11日深夜，林书扬终于因为长期系狱而积累体内的黄曲毒素所引致的肝癌而逝世于北京。他的家属及同志们随即遵嘱将他火化后的骨灰护送回到他一生战斗的家乡。

　　他的坚守待后人传承

　　1980年代后期，我调入北京市的对台工作部门，工作需要我们每天大量阅读台湾报刊书籍。于是，我们了解到台湾有这样一批坚贞不渝的爱国志士，林书扬的传奇故事让我们对他的景仰之心油然而起。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位被岛内民间誉为“台湾的曼德拉”的英雄人物。

　　直到1994年9月，我们才第一次机缘巧合地接触到这些 “老同学”。那年，劳权会组织了由执行长王娟萍率领的“大陆十一庆典访问团”来北京，全国台联负责全程接待。时任全国台联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延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安排拜访工会系统。我迅速找到市总工会联络部干部蒋文阁，虽说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还是给安排得妥妥当当，双方见面亲如兄弟，座谈很成功。我和他们交谈时，了解此团里就有坐牢十年的“老同学”，感到非常讶异，也由衷敬佩他们。

　　而最早接待大名鼎鼎“老同学”林书扬是在1998年3月。那天，率岛内劳动党青年骨干来京参访的林先生，由他的好友、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引见和陪同，应邀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叙谈，副主任赵华兴热情接待这位声名远播的 “统派”旗帜人物。林先生说话语气温和，与我们交流对形势的看法，即使说到惊天大事也出奇地平静，反而衬托出老人的铮铮铁骨和坦荡胸怀，在座者无不感叹老人家的坚毅。

　　以后，我又几次见过林先生，比如，1999年国庆期间，林书扬应邀来京观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陈炳基约我去看望他。我是下午去的，林先生谈兴很高，晚餐时间到了，他意犹未尽，邀我随团进餐，餐后接着聊，听了我有关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情、全球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分析后，鼓励我坚持做下去。后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局局长乐美真也来看他，话题从国庆盛典、港澳回归自然而然地转到对祖国完全统一的期盼。谈及对台湾爱国志士的纪念，林先生由衷希望在大陆能为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牺牲者立碑或设置相关纪念标志物。我们表示会向组织上反映，同时也表示个人有机会赴台时一定会去祭悼英灵。几年后，我们也确实分别履行了对前辈的这个承诺。

　　前几年，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专题征文中，我读到乐美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接待了一位曾在绿岛坐牢多年的台胞，他出狱后从台湾辗转到北京，当他看见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时激动得落泪。”(《于无声处有英豪——缘自<潜伏>的话题》／镇海新闻网 2009年9月17日)。读到此处，脑子里一个念头闪过：“这或许说的是林桑”。

　　记得是在2000年10月，我突然接到全国台联联络部的传真，邀我参加他们与劳权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我高兴之余也有些纳闷。上会后，副会长兼部长的郑东宁揭开谜底：“林先生让我务必通知你参加…”，直到今天，那份关怀带来的温暖还存在心底。因为在以往的交谈中，林先生了解我对台湾社会知之甚少，他就借会议给我创造多角度、多层面认识台湾的条件。

　　那天的研讨一结束，我和几位与会台胞陪着林书扬匆匆吃过晚饭，径直赶往北京大学。北大校内社团马克思学会邀请他到作专题报告，题目是“五○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当林先生走向校园时，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的卢咸池部长(在京台胞、北京市台联会长)已在大门外等候。走进教室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有学生也有老师，不少人没有座位，站在门口、墙边听课。课堂里安静得出奇，只有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林先生的板书，但见他写下三个大字——“马场町”。林先生从基础知识讲起，讲到白色恐怖的由来。他说，这不是法律用语，而是传媒用语；白色代表保守、反动，相对于白色的是红色，代表激进、革新。他还讲到在马场町殉难的战友们，他说：“不必讳言，五○年代政治案件的涉案人，多以社会主义为理想、为信条”。

　　演讲刚刚完毕，青年学生就拥到讲台前，围着林书扬问这问那(图7，林书扬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与同学们交谈，吴小珊拍摄)。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问得相当大胆：“我有些迷惑，请问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比，哪一个更恐怖？”、“你对魏京生出狱作何感想？”、“你对李敖竞选台湾领导人怎么看？”、“你对陈水扁怎么看，他是代表谁的利益？”、“林先生作为本省人，当统一联盟主席，会不会被骂作台奸？”、“本省人有多少人留恋日本统治？”，甚至问到“你究竟拿了共产党多少钱？”、“你坐牢34年有政治上的灰心吗？”、“出来后看到台湾的变化有何感触？祝您健康！”林书扬不急不火，一一作答，让我们看到他对未经世故年轻人的体谅和包容。至今我相信，他的那番结语会永远在未名湖畔回荡：“我一会儿没有过后悔。内心支持我的是——进步必须有代价，代价必须有人承担，那就由我们承担！”

　　等待林书扬答疑结束，我们陪老人家缓缓地走出已然寂静的校园。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台生、劳动党员林哲元为前辈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目送那裹着单薄风衣的瘦弱身形上车远去。这一幕，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几年后写入我的台湾纪行散文《血溅马场町》里。

　　由于那场研讨会，我认识了郑东宁，而且在以后不长的日子里成了配合默契的好朋友。说“默契”是因为他会在半夜两三点打电话给我，讲某台胞遇到麻烦亟待解决。说“不长”是因为相识只有两年他就走了，走时才54岁，令人扼腕叹息。他病逝的消息传到岛内后，林书扬立即让还在京读书的林哲元代送奠仪。哲元与我商量，我说：“其实可以不必啦，政府和单位都会照顾好的。”他说前辈执意要办的。

　　回想起来，与林书扬的相识时间不长、相见机会不多，但每次都让我难以忘怀。比如，他率团来京交流时，总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各方关注、交流看法，即使在我接送他时的车上聊天也从不空谈。发现我有长进，他不仅及时肯定、热情鼓励，还用探讨的方式指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说到我生疏的事情，他会把他手头有的相关文稿送给我。再如，我随团赴台交流时，虽有林先生的电话号码，可从未主动去拨过。主要考虑自己的行程很紧，会亲访友很难约定且多在夜里，而前辈年事已高，不好随便打扰，所以仅仅托好友捎口信问候。他知道我来了很高兴，嘱咐年轻同仁，我有什么愿望要尽量满足。其实，我没别的愿望，就是想去马场町、六张犁。2003年底，我再次随团赴台交流，通过蓝博洲和李文吉的帮助，我终于实现了这一久有的心愿，回到北京写下了《血溅马场町》、《走出六张犁》两篇纪行，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包括一些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在大陆的亲友，为烈士“魂归故里”做出了应尽的努力，也算完成自己对前辈的承诺。

　　回想起来，前辈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在一路征程上的坚定、坚强、坚毅、坚贞、坚实、坚守……，还有对“老同学”、小同志们的温暖深情。思往事，亦如王津平所言：“他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青年导师、精神领袖”，而他对海峡两岸晚辈后生的鼓励，可谓“今君虽终，言犹在耳”，激励大家勇敢担当、奋进向前，让爱国爱乡爱人民的薪火不断传下去。(作者吴小珊：台湾问题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