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重视文学在民众“认同”中的作用

　　《两岸关系》杂志2013年第7期刊登了《重视文学在民众“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访厦门大学台研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双一》一文，全文如下：

　　记者：您多年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请问两岸文学界交流有哪些新动向？

　　朱双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发展颇快，年轻一代的新作家、新作品不断涌现。新乡土文学、生态环保文学、历史地志书写、家族文学、少数民族创作(即“原住民文学”)，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说完全的。作为学者，我还是谈谈两岸学界交流的新动向。我为台湾《文讯》月刊撰写介绍大陆的台湾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情况的专栏，每月一篇，已延续了将近十年时间，之所以延续这么久，就因为台湾的读者(主要是学者和学子)还是很关心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情况的。从1991年起，我每年为大陆的全国台湾研究会写作一篇年度台湾文学情况的综述文章，此外已延续了20多年，说明大陆方面对于台湾文学也颇为重视。

　　早几年，两岸学界的直接交往，比较局限于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福建社科院等少数单位。近年来一个明显的变化，可说从“一枝独秀”走向“全面开花”。两岸不分省份、不分城市的众多高校、研究机构，与台湾的对等单位签订了双方合作协议，你来我往，相互参访，频繁地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例如，从2012年10月底到12月初的短短一个来月时间里，仅在厦门和泉州，就有厦门大学和台北艺术大学、台湾戏曲学院等合作举办的“姚一苇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中文系与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联合举行的“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福建省文联、厦大人文学院与成功大学社科中心、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合作主办的“2012海峡文缘论坛”，泉州师院与成功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两岸闽南文化的传承创新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我就像赶场一样来回跑。另外还有台湾著名的明华园歌仔戏剧团的“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之旅”，名角孙翠凤亲往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与大学生互动交流，边演边讲，场面热烈而感人。

　　除了两岸高校之间交换学生的安排为大陆的硕博士生提供了到台湾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聆听名师授课等机会，一些文学机构还努力举办两岸青年学生的交流活动。像台湾《文讯》杂志曾经一年一度在台湾连续举办了10届由台湾高校研究生唱主角的“青年文学会议”，在前年将此会议“移师”北京，与中国作协和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使之成为两岸青年作家、学者交流切磋的园地。2012年7月，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组织其研究生前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了“台湾文学研究青年论坛”。今年7月，厦大学台研院的研究生和老师将组团回访，在台湾大学举行同样的青年论坛，此外厦大师生还将南下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台南的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参访交流。

　　不过我稍微有点遗憾的是，一年一度在福建举行的民间盛会“海峡论坛”很少邀请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与会。这方面今后或可加强。

　　记者：两岸文学交流如此热络，您觉得台湾文学以及相关研究、交流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朱双一：文学具有反映(社会现实)功能、教育功能、熏陶功能、娱乐功能等，但有个重要功能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这就是它在民众“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在台湾的现实政治中，“认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认同”直接决定了将投票给谁。“认同”当然与现实利益有关，但“利益”绝非惟一的诱因，“文化”也许是决定“认同”取向(亦即选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这里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陈水扁当政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台湾南部农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大陆方面释放善意给予不少优惠政策，但到了选举时，不少南部农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这一现象其实要从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则台湾南部农民号称忠厚老实讲义气，他们既然曾经“挺”过陈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愿变来变去；更主要的，则是他们的历史记忆、现实遭遇等种种原因所形成的“认同”所致。而所谓“历史”(比如二二八事件)，未必是他们所亲历，更可能是他们所听说的“故事”而已。

　　近年来出现的“叙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叙事活动——即讲故事——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起自我认同乃至更广大的民族、国家认同。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建立互助友爱、勤奋上进的价值观念，崇敬屈原、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乃至认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观，诸如此类，难道不都是从小听父母说的，上学时教科书上讲的，或是从历史、文学、戏剧作品中看来的？包括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雷锋的故事，都对我们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所影响。试想如果台湾的小朋友从小就被教以“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观念，以后此类观念沁入心骨，融入血液，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那危害极大且深远。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台独”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发觉其实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台独”势力初萌而在现实政治中毫无立足之地时，首先寄身于文学文化领域，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然后伺机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这就是早期的“台独”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学作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权机构中资源极少、在经济上实力也很有限的民进党之所以能击败国民党夺得政权，除了国民党自身的一些原因，民进党对于意识形态的操弄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搬弄“台湾主体性”、“台湾人出头天”、“爱台湾”、“台湾之子”等概念和命题，没有宣扬“三四百年来台湾屡遭外来政权统治”的“台独史观”以及所谓大多台湾人属于南岛语族而非汉族之类的“台湾民族主义”论调，没有鼓动“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等亲日仇华论调和思潮，没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历史真相以挑拨省籍、族群矛盾，由此获得了相当多台湾民众的同情、认可和支持且最终转化成选票，陈水扁的上台是不可能的。民进党实现了由意识形态向现实政治领域的转进后，并没有放弃或减少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关注和重视。在其执政的8年中，“法理台独”的推行屡屡受挫，于是种种“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的伎俩和闹剧，几乎成为陈水扁当局的看得到的主要“政绩”，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成为“台独”推行最有实效、其危害最为深远，以致让有识者(如左翼统派作家陈映真)最感忧心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