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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厦门大学教授:重视文学在民众“认同”中的重要作用(2) 查看下一页

2013年07月18日 16:25 来源:中国台湾网 参与互动(0)

  当然,现在形势有了很大改观,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但并不等于认同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排除某些政党在未来某个时刻出于政治利益而再次祭起“文化台独”等意识形态操弄的大旗。对此我们不应掉以轻心。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在台湾民众认同取向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给予“文化”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展开对相关议题和情况的全方位的细致研究,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对于披着“学理”伪装、打着“学术”旗号出现的一些“台独”论述,立足于从学理上加以分析和批驳,以求能进一步获得台湾民众的信服和认同。

  简单说,历史和文学的“叙事”对于人们的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种叙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而“认同”实际上决定了选票的投向乃至两岸关系的走向。两岸要实现真正的统一,没有解决“认同”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台湾民情民意、民众心态,要解释一些似乎难以理解的政治现象,恐怕非从“文化”入手不可;要与台湾一般民众交朋友,争取他们的认同,一定不能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工作。台湾文学以及两岸文学交流的现实政治意义莫此为甚。

  记者:文学的作用、意义既然不小,那您认为当前两岸文学文化交流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朱双一:胡锦涛先生曾说过:“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前半句人们谈得已多;反过来说的后半句则是一个新的提法,意义十分重大,特别将对自豪于本乡本土文化的台湾同胞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巨大感召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彰扬。

  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这是颇为贴切的。一方面,中华文化由数十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风土各不相同。这样,中华文化的“一体”,体现在它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而它的“多元”,却能使中华文化显得格外的丰富多彩。台湾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陕西文化与广东文化、东北文化与四川文化都有很多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所以还是一个整体。而种种不同,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当然,台湾由于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就会更多一些,它对中华文化整体也就能有更多的丰富。

  以前我们比较强调“一体”,而忽略了“多元”,其实“多元”也很重要。可以说,如果只有“正宗”而没有“旁支”,只有“肢干”而没有“血肉”,只有经典、概念而没有具体细节,只有“大传统”而没有“小传统”,中华文化必将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机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记者:台湾文学、文化能丰富中华文学、文化的内涵,必然有其特点。请问台湾文学、文化有何独特之处呢?

  朱双一:我觉得台湾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在于它具有民间性、草根性、边缘性、海洋性等特征,而这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特别是它特殊的历史际遇所由产生的。比如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中国的“边缘”,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既能最先感应到外来的刺激,接收来自异域的最新信息和最新事物,同时也在来自外部的侵袭中首当其冲。这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台湾既是中国最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吹拂而走向近代化的区域之一,因此为古老中国添加新的思维、新的冲动、新的变数,发挥了“边缘”对于“中心”的影响、补充乃至变革的作用;然而它同时也是异族垂涎、外来入侵的重灾区。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愈烈。鸦片战争以来的台湾,也成为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涌现最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地区之一。总之,由于历史际遇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引发的特殊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可汇入中华民族的经验宝库中,对于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或警戒。由此也可知道,所谓草根性、边缘性,绝非低下、粗俗的同义词,反倒是其较强生命力的来源。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士,却很容易因不习惯于台湾文化的民间性、草根性表现而产生轻视、蔑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是需要努力加以克服的。

  当代台湾文化又有一特殊现象,即1949年前后,来自大陆各省区的数百万人涌进台湾,他们同时将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于是在台北街头可看到山东的馒头,北方的水饺,江南的各种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这样,台湾就成为汇集全国各区域文化最丰富最完全的地区,为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省区所无法相比。文学也不例外。当不同省籍的人们拿起笔杆,抒写他们家乡和过往的经验,总是充满了原乡的文化气息。尽管写的并非台湾之事,却能为广大台湾读者所接受,有的成为畅销书,有的拍成电影流行一时,除了共同的中文语言外,更主要的是外省作家与台湾读者秉有共同的文化核心价值,所描写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与台湾同胞那么相似,为他们所熟悉,完全能够被认同和接受。来自全国不同省市的作家就将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如林海音之于北京文化,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江浙吴越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文化,谢冰莹之于湖湘文化,田原、梅济民之于东北文化,苏雪林之于徽州文化,白先勇之于桂林、上海、南京文化,等等。这样,台湾文学就成为包含最丰富最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这种情况为全国其他省区无法相比,在整个中华文化、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是台湾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宝贵资产之一。

  记者:你的观点很新鲜,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

  朱双一:好吧。像原籍台湾苗栗的林海音,在北京生活26年,于30岁时回到台湾,并在台湾度过她的后大半生。由于青少年的一段最宝贵时间在北京,她的作品中北京相关题材占了相当的部分。她一方面写出了五方杂处,充满历史韵味,在热闹繁华中仍保持着古朴淳厚基调的北京民俗风情,同时也刻画了北京人的性格特征,如没落的旗人谨守传统道德的底线,维护其人格尊严。而北京城南冬阳下驮着煤炭缓慢行走着的骆驼队,给童年林海音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骆驼作为中国北方文化厚重、沉稳的象征,成为林海音笔下一景。

  然而,也许因为林海音本是台湾客家人,回到台湾后,也就能比一些外省籍作家更快地融入台湾本地社会中。很快地,她的部分作品就有了台湾地域文化色泽,甚至很快就抓住了台湾荟萃全国各地域文化的特点。写于1957年的《蟹壳黄》是一篇很短的小说,却写出了台湾融汇多元地域文化的特征,十分精彩。一位年轻的广东客家人开了一间早餐店,取名“家乡馆”,店里卖的是“油酥蟹壳黄”,老板又姓黄,个性憨直、急躁,遂被取外号“蟹壳黄”。最早受雇的伙计长着一个长鼻子,操着“地道的北平口气”,做事总是慢条斯理,年纪虽比老板大一倍,却不时遭老板的骂,而且越被骂越来拗劲,反骂老板“蟹壳黄!属螃蟹的,横爬!”原来他是顾剧团解散下来的,让作者感叹“他在豆浆店里也走的是台步呀”。过几天,店里新来了做小笼包子的山东大汉,个子大,劲头足,不怕热不怕累,拍打十几斤重的面团,就像一个白胖女人的肉体在挨揍。很快三个人起了矛盾,蟹壳黄骂北方人没出息,山东“老乡”立即表示异议:“可不能一概而论呀!”长鼻子更回骂以“南蛮子”、“娘儿们刀尺”。两个月后,三人“合作”终于解散。

  接替的“碎麻子”是上海人,做着道道地地的生煎包子,确是好手艺,但他不但不听老板的指挥,而且还要反过来压蟹壳黄一头。广东人说官话笨嘴拙舌的;碎麻子直接用上海话数叨,又顺嘴又俐落,总是占上风。没几天蟹壳黄又恢复到一人店了。

  不就家乡馆来了一位本地女孩阿娇,“很乖巧,做事相当俐落,瞇缝眼,却总是笑意盎然”。起先女孩子腼腆些,渐渐的,阿娇不听蟹壳黄支使了,甚至噘着嘴瞪他,骂他“污秽鬼”,但是她把事情都做了。下午清闲时,阿娇嘴里哼着歌,蟹壳黄在看晚报,后来阿娇教蟹壳黄唱宜兰民谣,再后来发现这位闽南人的林姓姑娘替蟹壳黄熨衣服。终于店门口贴出了黄林喜事的布告,办喜事时,来客中发现了几张熟面孔,碎麻子、山东老乡都是满面笑容、一团和气,长鼻子更是笑呵呵的。

  这篇小说写出了50年初不同的地域文化汇聚到台湾岛上时,它们之间避免不了的某种程度的摩擦和碰撞,然而它们并没有水火不容的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习惯,却都有着中国人共同的宽厚和善的秉性,他们能够求同存异地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并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的未来。

  记者:您刚才提到林海音,最近文学电影《他仍在岛屿写作》在北京电影资料馆放映,记录了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杨牧等6位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历程,引发了人们对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关注。您能否谈谈这几位作家的情况?

  朱双一:周梦蝶在台湾文坛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祖籍河南,小时上过私塾,后来又读了几年师范,28岁时随军来台,家中遗下发妻及二子一女。1956年从军中退伍,孑然一身,生活飘泊不定,曾当过短期店员,打过各种杂工。1952年他开始发表诗作,紧接着参加了蓝星诗社。1959年起在台北武昌街骑楼廊柱下摆设书摊,专卖诗集、诗刊及冷僻的哲学、文学读物。而楼上就是“明星咖啡屋”,允许顾客一坐就是一天,无形中成为当年台北作家、文人的一个聚会场所,白先勇的《现代文学》,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等的《文学季刊》都在这里开编辑会议。1962年周梦蝶开始礼佛习禅,每日默坐街头,冷对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俨然一入定的老僧。因他有诗集《孤独国》便被戏称为“孤独国主”。楼上咖啡屋众多作家进进出出,讲得意气风发,争得面红耳赤;楼下一位瘦得仙风道骨的老诗人守着一地书摊,成为台北文坛一景。人生的坎坷,心境的悲苦,融入周梦蝶的诗中,使他的诗沉郁凝重。其诗作创造了台湾现代诗的一种独特境界——充满凄绝悲苦,闪烁着禅理哲思的诗境,其《还魂草》等诗集成为诗人试图“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的心灵记录。直到1980年因胃病开刀,切除四分之三的胃,老来多病,才结束20年的街头书摊生活。

【编辑:温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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