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萧红真爱：31年中4段感情留谜团(图)

　　编者按：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的这句悲情自况，贯穿她的生命。

　　萧红用情浓烈，遇事坎坷，短短31年的生命给后世留下了重重谜团。萧红一生生活在欲爱不得的追求和痛苦当中，而当她离去，她曾爱过的这些男人也同样终生留在了爱的阴影里。

　　婚约对象：汪恩甲

　　萧红先为抗婚出逃，

　　为何后来又重新找到汪恩甲且与他同居？

　　1928年底1929年初，家人为萧红包办了一门婚事，男方即汪恩甲，当时萧红还在念初二。初中毕业后，萧红想去北平念高中，并提出要和汪家解除婚约，父亲震怒。其后，她和表兄陆哲舜共同出走北平念书，双方均受到了来自家中的催逼和警告，陆家人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两人的生活捉襟见肘。

　　在重重压力下，生活向来优裕的陆哲舜选择了对家庭妥协，而萧红也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随后被软禁家中。1931年，在福昌号屯近7个月的软禁生活后，萧红终于逃了出来，20岁的她从此断绝了和家中的联系。

　　1931年11月，流浪街头一个多月的萧红找到了汪恩甲，并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开始与他同居。其间，萧红仅靠一份《国际协报》了解身外的世界，苦闷的她开始吸烟。

　　同居七个月后，汪恩甲抛下怀孕的萧红独自离去，不知所终。

　　“他俩本来有真爱”

　　萧红起初对这门婚事并没有表示异议。根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大概萧红当时的交际面还比较狭窄，东特女一中严格限制学生和男性交往，而汪恩甲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也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订婚后，两人往来密切，除了见面，也经常通信，萧红还给他织过毛衣传达爱意。但是，随着交往渐深，汪恩甲身上的一些纨绔习气和不时表现的庸俗让萧红心生不满，并且还发现了汪居然有抽大烟的恶习，这让她难以接受，对他的厌恶日渐滋长。

　　——叶君(《萧红印象》丛书之《故家》作者)

　　萧红和汪恩甲是举行了订婚仪式的，也就是有名分的未婚夫妻，萧红找汪恩甲顺理成章。而萧红在福昌号屯写的诗，其中就有对汪恩甲的惦念与期盼。在黑龙江战事紧张的危难中，无论是出于旧情，还是走投无路的困境——自己家不愿回，亲戚家又不接纳，好友家搬走了，寄身学校无疑仍要与父亲妥协，因为昂贵的学费是一大难题——她去找汪恩甲都在情理之中。

　　萧红和汪恩甲的矛盾主要是心意不能相通，她最不满的是汪恩甲吸鸦片，以及浪荡的习气。实际上，萧红对萧军和骆宾基都提起过汪恩甲，并无恶言，对婆家也没有怨毒，只是说自己娘家的不是。而且她一再向朋友诉说她对第一个孩子的怀念，临终遗嘱又让端木找回她和汪恩甲的孩子，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过真爱的。

　　——季红真

　　“没感情，是一种屈服”

　　从两人的关系史来看，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汪恩甲是纨绔子弟，萧红不会对他抱有好感；二是按照传统的门第观念，两人的家庭级别大致相当，不存在攀附的嫌疑。

　　可以说，她找汪恩甲是一种屈服，对生活的屈服。当时她已经走投无路，又不能回老家，而汪恩甲原本对她也还不错。萧红愿意找汪恩甲，是希望他能够在经济上支持自己去北京继续念书，或者一起去北京念书，以此作为同居的交换条件。汪恩甲虽然同意，但根本不愿兑现他的诺言。萧红发现自己受骗，决定南下。

　　——林贤治

　　著名情侣：萧军

　　萧红与萧军的情侣形象脍炙人口，

　　为何以分手告终？

　　汪恩甲离开后，东兴顺旅馆老板停止了对萧红的饮食供应，并把她赶到楼顶散发着霉味的杂物房，甚至准备在她确实无力偿还债务时，把她卖去妓院。

　　萧红只好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诉述自己身为孕妇，因债务缠身，被软禁在东兴顺旅馆，希望报界主持正义，帮她脱离困境。

　　《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约上舒群及另一位作者一起到旅馆采访了萧红，想办法营救她。而在萧军帮裴馨园送书去旅馆给萧红解闷时，他们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32年8月底，萧红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生下一名女婴，旋即送人。出院后，萧红和萧军安家在商市街25号。

　　萧军的情史非常复杂，在和萧红一起的日子里，他先后和不同的姑娘发生过情感纠葛。根据林贤治《漂泊者萧红》当中的说法，在哈尔滨不到两年的同居生活中，至少有三名少女，同萧军发生过暧昧的情感关系。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里提到，她们是：敏子、汪林、程女士。程女士原名陈丽娟，笔名陈涓，宁波人，萧红对她特别敏感，在诗中写过专章：“一个南方的姑娘”。

　　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坐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11月，他们又离开了青岛前往上海。没想到的是，程女士又在上海出现了。这时的萧红，“烦闷、失望，哀愁笼罩着整个生命”。

　　1936年夏天，萧红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越来越差，黄源建议她去日本住一段时间。“第三者”的出现是让萧红决定远赴日本的关键原因。7月17日，她登上轮船独自前往异国。但是没过多久，1937年1月她又提前回到了上海，而萧军在这期间又再度与他人坠入了爱河。萧红回来后，两人关系并没有得到缓和，萧军甚至还借着酒气把她的右眼打得青紫。

　　1938年，二人分手。

　　“萧军不忠在先”

　　以前大家认为二萧正式分手是在西安，实际上并不是，应该是在临汾的火车站。本来萧军等着萧红跟他说分手，这样一来他就不必背负道德谴责的压力，他说过：“萧红不说分手我是不会主动离开的。”

　　但到了临汾车站时，萧军说他要去前线打游击。在战争岁月，日军马上要攻到临汾，萧红的身子还那么弱，在人们都纷纷后撤的时候，萧军这时提出要上战场打游击，是想表达什么？就是想分手嘛！只不过没有把这句话明确说出来。

　　萧军当时还说：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吧，万一我死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了……

　　萧红知道离开萧军会受到很多舆论压力，很多人会指责她忘恩负义，没有报恩情怀。但事实恰恰相反，是因为萧军首先在情感生活上不忠实，背叛了他们的爱情。萧红不能忍受死亡的没有意义的婚姻，她的感情观是非常现代的。

　　——章海宁

　　“观念、背景都不同，迟早会分手”

　　萧红离开萧军不需要什么借口，两人的分手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连萧军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且谈到彼此的不和谐。一对乱世鸳鸯、生死冤家，除了残酷的历史情境之外，还面对着人性的陷阱。在同居的六年中，萧军频频发生外遇，萧红多次出走，去日本，去白鹅画院，去北京。最后的分手有着很多前奏，这些都有萧红自己的诗歌为证。

　　此外，二萧还有艺术观念的冲突。萧军推崇文学的宣传作用，接受的是古典主义的文学理想，而萧红受上个世纪初感觉主义美学潮流的浸润，重视表现的艺术手法，两人经常为此争吵。此外，俩人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也差别很大，一个是听着绿林好汉的说唱艺术成长起来的乡土青年，大男子主义严重；一个则是现代乡绅之家的诗文传统与西化体制的大都市学校教育背景。事实上，从一开始，萧红就有离开萧军的冲动，只是她已经被所有人确定为萧军的附属，没人再敢于问津与接纳她。到了中期，真正怕分手的是萧军，萧红几次出走，都是被萧军或找回来，或骗回来。这也都有萧军公开发表的文字为证。

　　端木蕻良的出现，对萧红来说，一开始只是多了个谈文论艺的朋友，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信赖的话，是端木尊重她作为独立的作家，而不是作为萧军的附属品。就算没有端木的出现，萧红迟早也会和萧军分手。

　　——季红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