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因同名同姓背负罪名10年 当年案犯成为律师(图)(2)

　　“就像两条平行线，应该永远没有交集的”

　　时间退回到2003年，在唐小琳那里，这样的怀疑还没有出现。

　　莫名其妙闯进生活的罪名让这家人感到愤怒，夏添的父亲请来了单位的法律顾问，唐小琳也把这个乌龙案告诉了当地电视台，让记者来采访。但当天晚上，蜀山分局的人就找到了夏家，进行赔礼道歉。为了让沟通顺畅，公安局的人还专门找了一个与夏父相识的人做中间人。

　　道歉的现场，除了分局局长和中间人以外，还有两个年轻人。唐小琳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只记得局长说，这都是新来的年轻人，办事没有经验，难免出错，希望谅解。

　　唐小琳的心一下子软了。

　　在2013年接到那通电话以后，唐小琳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态度强硬一点，或许不会有之后的枝节。

　　其实，在当时，她几乎没有强硬的机会。承诺的三天改正期限还没到，公安分局和法院的人就和夏添的父亲一起，拿着材料来到宁国路派出所，对这里的文件做了修改。而据蜀山区法院副院长朱加强介绍，法院也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了判决书，重新送达合肥学院所在的稻香村派出所。

　　看起来，休止符就此画上。虽然在家等着开学的夏添，还是时不时会担心，万一这个错误影响了自己的入学怎么办。9月开学，一切正常，这个事情也就渐渐地从这个三口之家淡出。夏添还会偶尔和学校里很好的哥们儿说起，自己曾经有过一次如此奇怪的经历。

　　另一个夏添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父母的失望和对他改过自新的期待，让他感到压力。不过合肥学院并没有开除他，只是让他回家反思一年。如今面对媒体时，他强调，判决书上的错误，没有影响服刑，那几年自己都会定期写材料，汇报近况。

　　得知错误的判决书让同名人背了黑锅，犯了罪的夏添的父亲辗转找到另一个夏添的父亲，希望对打扰他们的生活当面道歉。这被唐小琳拒绝了。她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就此结束，两家人没有任何必要打交道。

　　“就像两条平行线，应该永远没有交集的。”唐小琳说。

　　唐小琳的父亲生前是一个律师，却不仅没有让这个家庭走上与法律有关的道路，还留下“胆如鼠，远诉讼”的遗训。唐小琳理解，这是让自己尽量少惹是非。而实际上，父亲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也让整个家庭在“文革”中受难不少，并逐渐养成了遇事“靠边走”的习惯。

　　这样的习惯也传给了夏添。直到现在，他连走路都喜欢靠右，不会逆行。因为公交车上扒手很多，他上车都两只手扶着把手，避免碰着别人时惹上嫌疑。

　　而犯罪的夏添回到学校后，痛感自己不懂法，所以从国际贸易转而学习法律。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

　　然而在这个总是谨小慎微的家庭，“不速之客”只是潜伏起来，并未离开。它随着2007年的一个电话再次显形。

　　那本是一个喜庆的年份。从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夏添，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通讯公司录入单据。北京奥运会将在次年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此做准备。但夏家的白色电话机突然又响了，唐小琳这才知道，稀里糊涂地，夏添也进入为奥运“准备”的行列——因为曾经的“犯罪信息”，他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人员。

　　放下电话，唐小琳直奔派出所。那里的人告诉她，这份监控名单是从法院来的。而从法院，她却只得到一个并不明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卷宗里的东西没有改彻底。”

　　这让唐小琳想不明白，既然当年已经发现错误，为什么不能改彻底？她认为，既然当年自己的丈夫亲眼看见派出所的文件被改正，那这些遗留在法院卷宗里的痕迹就是让错误卷土重来的唯一原因。

　　如今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带着唐小琳当年的疑惑，来到蜀山区法院时，副院长朱加强说，法院的判决书没有上网，因此，当年发现错误并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判决书以后，“法院的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修改判决书？”记者问。

　　“对。”朱加强回答。

　　“如果2003年法院对卷宗里的判决书做了修改，是否可能避免后续的错误出现？”记者又问。

　　朱加强表示，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2007年的监控名单来自哪里，他的解释是“法院并没有给公安送过名单”，“可能是政法委要求公安机关出具名单，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制成的”。而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则告诉记者，是“其他相关部门下发了一批前科人员名单，其中仍有未更改的夏添错误判决信息”。

　　无论如何，在2007年，让法院彻底改正错误是唐小琳唯一的要求。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唐小琳说，从这时，她开始怀疑这里边会不会有“猫儿腻”。为此，她还给当地纪委的网站写了一封信。

　　对此，朱加强解释，在当年的案件中，庭前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对身份信息提出异议，而公安机关提供的又是具有效力的户籍信息，因此成了判决书生成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2003年时，站在法庭上的夏添已经意识到错误，并且提了出来。但是，朱加强告诉记者，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处于“居中裁决”的角色，只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见。由于夏添提出异议是在抗辩阶段，而且没有提供身份证明，所以法庭并未采信，只在判决书上留下一行“被告人夏添辩称，起诉书指控其出生日期有误，应为1983年10月3日”的记录。

　　对此，没学过法律的唐小琳想不明白，当事人都提出异议，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现实。

　　“你们对我儿子一直监控，是不是让另一个夏添就失去监控？”唐小琳也曾当面向法官提出质疑。

　　当事法官向她保证，另一个夏添并没有“失去监控”。这时的他，已经从合肥学院毕业，在连续考了两年之后，在这一年考取了“一所国内顶级高校的法学院研究生”，并“在这所百年名校里取得了一等奖学金”。

　　从法官那里听到另一个夏添的消息后，唐小琳记得自己第一反应是高兴，“浪子回头了啊”。她还暗自庆幸2003年的时候没有揪着那次错误不放，要是万一把事情弄大，“那个孩子就完了”。

　　让唐小琳看到希望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当事法官几乎天天来自己的单位赔礼道歉，“像上班一样”。唐小琳这次又差一点心软，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虽然法官说口头道歉，承诺一定会改，但唐小琳还是坚持要求，一定要出具书面材料。最终，她得到了一个盖着蜀山区人民法院公章的“说明并予郑重道歉”，以及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改正裁定书”。

　　“那个法官人也怪好的。”唐小琳说。虽然和法官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但临走的时候，法官会交待她的同事：“唐大姐最近心情不好，你们要担待一下。”

　　最后，除了正式的书面材料，法官还以自己的名义手写了一封道歉信，其中写到：“希望和夏添成为朋友，互相帮助。”

　　到现在，唐小琳都觉得，法官的道歉信非常诚恳。但在当年，这依然没有让她放心。为了“杜绝后患”，她还让管辖派出所也出具了一张打印在白纸上的证明，证明儿子夏添“一贯表现良好，无犯罪记录”。

　　尽管没有人要求，唐小琳还是偷偷撤下了给纪委写的信，“我们合肥有句话，叫光棍只打九十九，不加一。人家改了就好，何必把人拉下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