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因同名同姓背负罪名10年 当年案犯成为律师(图)(3)

　　“我的眼前好像有雾霾，前方看不清楚”

　　白纸黑字、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件，也未能阻止2013年11月15日那噩梦般的电话再次响起。

　　挂掉电话，剩下的一段路，唐小琳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她感觉自己跨不上车子了，身上的血“一股股往脑子里涌”，把脸都烧红了。

　　“幸亏没有高血压，要不肯定脑溢血了。”事后，她自嘲地笑了笑说。

　　回到家，唐小琳把菜往地上一扔，顾不上跟儿子打招呼，就开始找当年的说明和改正裁定书，以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她庆幸自己坚持要了这些文件。“万一没这些文件，还能找谁说得清楚？如果当时的办案人员也都不在了，谁还能证明我儿子没罪？”到现在，唐小琳甚至后怕多于愤怒。

　　看到一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母亲，夏添意识到出了问题。当听到自己的案底依然没有清除时，他感到害怕。爱吃的三河米饺放在桌上，等着吃早饭的他却没了胃口。

　　对于夏添来说，在他30多年的人生中留下明显印迹的是多发的疾病——小学时因股骨头坏死做手术；刚工作不久又被诊断出脑瘤，动了手术，如今每天都要吃药；1.5米的身高，让他常见到别人的窃窃私语。然而十年来，让他更加耿耿于怀的，却是这个如影子般摆脱不掉的案底。

　　“对于疾病，我还相信有一天科技发达了总能治愈，但是要改掉这个案底，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双手支着头，夏添说道。他有时候会想，这个案底会不会跟着自己一辈子。

　　甚至，看到有人被警察错抓的新闻后，他也会暗自心惊：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会遇到！

　　母亲安慰他，可以把法院的说明随身带着，如果有人盘问就拿出来。但这还是没能打消他的疑虑——从2007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徽省。

　　“万一在外省被公安局叫去配合调查了，就没有那么容易讲清楚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担忧过度，但就是忍不住这样想。

　　有时候，夏添还会偷偷想，怎么如此倒霉，偏偏有人和自己重名。“要是当时取个三个字的名字就好了。”他苦笑道。

　　对于唐小琳来说，儿子的名字别有深意。她还记得，儿子出生的日子在盛夏，是一个大热天。所以她在“夏天”的“天”字加了一个三点水，希望能够降降温，让他少受点热，而家里添了一个小子，所以又在“天”下面加了一个“小”字和一个点。

　　但到现在，她自己也开始迁怒于这个名字了。有人曾跟她说，这个与“天”谐音的名字“太高”，“命低”的人配不上。

　　“说不定，要是当时听人家的，把名字改了就好了。”唐小琳心疼被疾病和乌龙案底交替折磨的儿子。

　　证明儿子清白的那几份文件，唐小琳一直保存得很好。虽然自称不善保管，还因为老丢东西而被朋友称为“落蛋鸡”，但几张薄薄的纸在她家的位置一直没变。连装文件的信封，用的都是当年法院给的那个，唐小琳还在信封上大大地写下了儿子的名字。

　　按照与警官的约定，第二天，唐小琳去了派出所和法院。

　　接待她的人已经换了一茬。依靠她手里的文件，人们还是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但是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唐小琳甚至更失望了。这次的错误信息，来自看守所——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新机构。

　　这份来自看守所的材料，提供了唐小琳儿子夏添的照片、身份证号以及家庭住址，却同时填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身高和足长。

　　派出所的文件已经在2003年改正，2007年法院判决书上的错误痕迹也被一纸文件擦除干净，从来没有去过的看守所，为什么又会出现儿子的信息？唐小琳糊涂了。

　　对此，公安机关解释，虽然错误信息在2003年做了修改，但当时处于“信息化刚起步”，各个部门都在建系统，“各个系统之间是孤立的”。这一次的错误，是“2007年后公安信息系统联网整合时其中一个信息系统将错误信息导入造成”。

　　“由于权限有限，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数据被哪些系统拿过去了。”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蜀山分局的王德军副局长说。

　　这让唐小琳更加迷茫。她一边四方奔走希望再一次改正错误，一边开始认真地考虑，如果自己有生之年还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本就胆小谨慎的儿子，将来怎么办。

　　“我的眼前好像有雾霾，前方看不清楚。”她无奈地说。

　　“如果不搞清楚，谁能保证错误以后不再出现？”

　　再一次地，公安机关接待她的人承诺会改正错误信息。但这一次，唐小琳发现，十年的时间里，错误不止是一再出现，还意外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由于权限问题，修改网上的错误信息并不是由公安分局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逐级报告。

　　唐小琳盘算着，虽然步骤繁琐，但对于这个事实简单的错误，当天写报告，晚上总是能打出来的。然后第二天不就交到市里了么？市公安局如果确认是事实的话，不就马上交到省厅了么……她估计，一个星期之内，总能等到结果。

　　从11月16日，等到12月12日，她得到的答复却是：“报告已经在市局了。”

　　“现在不改不是我不想改，如果一直不改，责任不还是我来负么？”当唐小琳质问为何如此迟缓时，公安的一位办案人员如此告诉她。她觉得，当时对方语气也“挺真诚的”。

　　但是现在，对于唐小琳来说，改正以前的错误，已经不是唯一的要求。

　　简单的错误十年未改，积累在唐小琳心头的疑惑也越来越多。虽然一再有人跟她讲另一个夏添也在服刑，她还是想不明白，如果这样，为什么公安机关不能直接监控服刑的夏添？而且当她在“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看到自己儿子的信息时，却意外地发现另一个夏添出现在“合肥市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里，职业是律师。为什么自己的儿子留有案底，而真正犯案的人却可以做律师？

　　她开始四处写信，要求对错误的十年“有个交待”，希望能有人说清楚，到底为什么一直没有改正过来。

　　或许是因为“远诉讼”的家训，唐小琳对公安司法系统并不十分了解。目前为止和公安机关打交道只因为两件事：补办身份证和改儿子的“犯罪记录”。但为了写信，她还是迅速熟悉了其中的流程——先把信交给区公安分局和区法院，见不奏效就给区政法委写信，然后再尝试市局和市政法委，甚至给省公安厅也写了一封。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高尚，要追求司法公正之类的。只是如果不搞清楚，谁能保证错误以后不再出现？”唐小琳告诉记者。

　　不过，谨慎的性格让她在申诉之前希望能确认，那个夏添是否真的是律师，“要不就是诬告了”。

　　她决定见见那个夏添。

　　“去趟外省，住个宾馆，试验一下，看到底有没有事”

　　两个夏添的家相距不远，一条南北向的马路把它们连接起来。

　　这条十多分钟就能走完的南北路上，有着那个莫名被安上罪名的夏添的小学，小时候他每天从家里走路上下学。再往前，还有他喜欢吃的小吃摊，有他经常光顾的理发店。走到路的尽头，拐个弯，一栋居民楼下有个卖卤肉的小摊，他曾经来买过卤鸭。楼上，就是另一个夏添的家。

　　前一个夏添，脑瘤刚得到控制，就得知丢了那份在通讯公司的工作。他不敢说这是因为没能消除的案底的影响，但心里总是默默这么想。

　　另一个夏添，从那所名校毕业以后，先在北京的保险公司工作，然后回到合肥，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这家律所，唐小琳第一次见到和自己儿子同名的那个夏添。

　　“我的儿子也叫夏添，你还记得2003年的事情么？”在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她开门见山地问。

　　她记得，当时那个夏添“头一下子就低下去了”，问她是不是可以到单位外面说。

　　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馆，夏添泪流满面地向唐小琳道歉。他说，尽管十年的错误并不是他的责任，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抢劫，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

　　“那是事情的原点。”夏添说。

　　看起来，十年的时间，他确实离那个痛苦的原点越来越远。在律所，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因抢劫上过法庭。过去的事，他既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写进求职简历。但他自己清楚，这段经历让学法律的他无法申领律师资格证，在事务所两年时间却依然是一个实习生。

　　与唐小琳见面当天，他就向事务所辞职。他说，在这里实习，是为了将来能到公司做法律顾问。唐小琳的到访，让他担心自己的过去会不会被别人知道，从而影响到律所的声誉。

　　实际上，这件事情果然很快就引起关注。由于改正的结果迟迟未出，唐小琳想着，借助媒体的力量，或许事情能有转机。报纸、电台、电视台，几路人马赶到。2014年1月14日，她终于等到了改正的电话。而另一个夏添对记者说，本已渐远如今却被反复提及的当年的犯罪事实，把他“逼得没有生存空间”。

　　唐小琳则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了。这个本来相信“人要善良”、总是愿意相信别人的女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容易相信。

　　“我们不要在他们指定的地方查，要自己随便找一个派出所查。”1月14日下午，准备出发前，一家三口议论着，“而且必须提要求，以后要一年一查。”

　　他们的要求没被同意。警车带着他们直接来到蜀山分局，在信息科的电脑上，他们看到了夏添的信息终于从“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中被抹掉，替代出现在这里的，是另一个夏添的信息。

　　然而让唐小琳念念不忘的是，另一个夏添的信息上并没有照片。

　　陪同警官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从后台的修改到前台的显示，需要一定时间。可唐小琳忍不住担心：“会不会以后我儿子的照片再出现在这里？”

　　不过，对于夏添来说，这次亲眼看着错误被改正，总是让他放心不少。“过完年我准备随便找个外省的城市，住个正规宾馆，试验一下，看到底有没有事。”他有些憧憬地说。(记者 陈卓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