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冤案叔侄获释已5个月:什么都没有回到正轨(图)

　　从10年的冤狱出来5个月了，张高平自称“什么都没有回到正轨”。

　　他已经48岁，还寄住在亲戚家。瘦弱的身躯上晃荡着一件宽大的翻领衫，驼背，秃顶，本已花白的鬓角倒是长出些黑发。

　　一同洗冤归来的侄子张辉站在他旁边，足足矮他半头，更瘦。这个37岁的男人从烟盒里拔出两支香烟，递了一支给叔叔。

　　安徽歙县七川村一间农舍前，叔侄二人倚着树抽烟、聊天。张辉的手机信息滴滴滴响个不停。

　　“我看没有它，你要活不下去了。”张高平斜着眼睛揶揄没有工作、用手机闲聊打发时间的侄子。8月末，属于叔侄俩的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接近黄昏。

　　2003年，长途货运司机张高平和张辉受人之托，搭载一个女孩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被发现遭人强奸杀害，叔侄二人随后被判刑入狱。两年后，该案真凶落网。又过8年，2013年3月26日，他们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从被拘留到被无罪释放，叔侄二人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

　　5月，浙江高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两人国家赔偿金110多万元。

　　因为觉得“太少”，这笔赔偿，叔侄俩至今尚未领取。他们不务农，也没有打工，日常支出全靠家人接济。

　　如今，在张家门前的小路上，几个月前迎接叔侄俩回家的、厚厚的鞭炮碎屑早已被清扫干净。村民遇到了，会神态自然地用乡音招呼，好像他们从未离开过。

　　这起冤案引起全国范围关注之后，萧山五青年案、蚌埠杀妻案接连进入公众视野，争议近20年的聂树斌案也再次掀起大规模讨论。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些案子。”张高平说，“凡是被冤枉的，能平反，我就为他们高兴。”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废人”，对未来没指望了。

　　赔偿

　　“昨天蚌埠翻(平反)了一个，也说到你们的名字！”8月14日早上，张高平的大哥和嫂子，也就是张辉的父母，拉住他激动地说。

　　张高平从兜里摸出外甥送的苹果手机，比起刚回家的时候，他对这个通体漆黑的玩意儿已经熟悉了很多。

　　他打开浏览器，用手写输入法把“蚌埠、无罪”等关键词输进搜索栏。很快，他看到了于英生被无罪释放的消息。

　　1996年，同是安徽人的于英生因“杀妻”被判无期徒刑。17年后，安徽高院再审宣告于英生无罪，当庭释放。

　　捧着手机，张高平仔细地研究着案情。与此同时，张辉也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场与自己的案子一样，引起全国范围关注的“平反”。在电视画面中，于英生已经花白了头发，肩膀佝偻。

　　“我认为这跟我俩的事没关系的。”张高平说，尽管新闻报道特意提到了“叔侄冤案”。在得知于英生也获得了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后，他更关心自己的赔偿了。

　　“就那么一点钱，有什么用？”张高平说到“110万”，表示他不会去领。张辉则把头偏向一侧，看着远处，小声嘟囔着补充说：“现在村里盖个房子都要五六十万。”

　　房子，是叔侄俩最常说起的话题。按照村中的传统观念，房子意味着家、财富和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张辉没房子，老婆难娶；张高平没房子，女儿难嫁。但如果用这笔补偿盖房子，“一下子就会出去一多半！”张辉说。

　　事实上，“钱”或许还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按照当地如今的规定，他们并未获得建房许可。

　　“要不是被他们耽误了10年，我的房子早盖起来了。”站在父母家的老屋平台上，张辉指着屋后的一小片坡地说。

　　按照他的说法，那片铺满野草、细竹丛生的土坡是属于他的宅基地。而张高平的老房子，早就成为危房，不能住人。不过，“涉及拆迁补偿问题”，他们的盖房申请没有被批准。

　　刚回家时，让张高平不满意的不只是房子。对于浙江省公安厅起初的微博道歉，他曾挥挥手，“不知道那回事”。

　　而对于当时悬而未决的国家赔偿，他让律师转告杭州方面：“不解决问题，我要背被子去了。”

　　“背被子”是指“睡到浙江政府门口去”。张高平说自己不会做违法的事，但他“耍得了无赖”，“要看看最后丢谁的脸”。

　　6月和7月，浙江高院、杭州中院、杭州市政法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两次到张家，“道歉、协商”。张高平这下才舒心，觉得来者是诚心诚意的。“我是个要面子的人！”说起那辆“满载领导”的商务车，他颇有几分得意，“给我面子，就好办事”。

　　但张辉心里有气，他躲了起来，让父亲为自己全权代理。最终，张高平叔侄就国家赔偿与浙江方面达成一致。

　　“我家人不是刁民。”张高平摇晃着脑袋说，有人跟他建议“闹一闹赔得更多”，但他的家人都劝他，“算了”。

　　他语速快，聊天时常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要是就一个问题深聊下去，他就马上抛出口头禅：“我不是告诉你了嘛！”

　　最近，张高平上网越来越熟练，通过网络，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比如应获何种赔偿，他就表示不光要按国家规定，还要考虑受害程度、社会影响力等诸多因素。

　　“我们没有缠着人家，所以赔偿少。”他说起自己最终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情况，流露出不屑。

　　在他看来，“那笔钱是死的，多赔一点当然好”，但总不能只出不进。所以，他和张辉也曾向浙江方面请求安排工作，但最终未果。

　　当谈到蚌埠的于英生时，他声音忍不住扯高了好几个音调：“人家从前可是区上的领导，说不定就官复原职啦，我能比吗？”